中国将全面推开“第三次土改”

　　这次“变法”像小岗

　　“分山”是一个敏感词语

　　1998年5月的一天，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村委会主任赖兰亭到村支书邓文山家，两人商量后下了决心：“分了吧。

　　从1998年5月17日到9月30日，4个多月里，福建的洪田村开了二十多次会议。

　　村委会主任赖兰亭仍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最后两天，他们把村民代表和小组长请到镇里的会议室，开了整整两天会。

　　问题并不难解，老百姓对山林只有管护的义务，几乎没有收益权，而“如果是自己的，谁敢去偷？”

　　头顶上老旧的吊扇支嘎作响，富健牌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屋子里烟味汗味弥漫。最后村支书邓文山狠狠掐掉烟头，叫人把会议记录本撕成纸条：“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的写‘不’！”

　　八成村民写了“同”，签下自己名字。洪田村成为全国第一个真正把山分到户的村庄。

　　这一幕如同当年的小岗村，不同的是，旁听的还有镇政府和林业站的干部，面对难以制止的乱砍滥伐困境，他们默认并帮助洪田村改革，永安市林业局还将其纳入试点。

　　1998年10月，洪田村正式启动了分山工作。老党员，老林农，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大量村民，浩浩荡荡上山，成为当时村里一大景观。村民小组长许忠富说，多亏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否则村民还真不知怎么给山林估价。

　　不仅是农民，政府也有改革冲动。永安是三明所辖的地级市，两级政府一直试图完善林业合作社制度，但对产权到户一直态度谨慎。

　　“田里的稻谷就没人偷割，因为大家知道那是谁家的。”63岁的永安市林业局退休干部钟开宏回忆说，支持分山的唯一要求：“只要不乱就行了。”

　　钟开宏帮村民设计了一份规范的合同。合同规定，村民对承包的山林享有承包经营权、生产自主权和经济收益权，而且可以将山地使用权和林木经营权依法转包、转让、入股、互换。

　　“林业合作社”的印章最后一次盖在合同书上。这个组织在改革后自动消失，最后仍无法完全抹去。“分山是一个敏感词语。”三明市林业局局长王怀毅说。

　　改革革了谁的命

　　谁能保证不出乱子，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三明的改革只是局部，大范围推开则是在四年之后。

　　2002年5月，黄建兴上任福建省林业厅厅长，3个月后，在福建武平，他把集体林给分了，在全国林业系统，他是第一个力主这么做的厅领导。

　　改革之初，省里意见不一，1980年代的分山到户，曾造成南方林区乱砍滥伐。“谁能保证不出乱子，搞不好要掉脑袋的。”2000年，福建日报的一位记者写内参建议分山到户而受到批评。

　　2002年，闽江水口库区七万多村民“闹事”，惊动中南海，作为工作组成员的黄建兴发现，二十多个村庄中，唯独一个村平静如水。他很纳闷。村长告诉他，原来他们1999年就把林子分了。“每年收入五六千，哪有时间闹！”

　　武警按住不动，黄建兴和他的工作组以“土改时的作风”做通了村民工作。几个月后，他调任林业厅厅长。

　　武平试点的成功说服了当时的省长卢展工。2003年4月，福建成为第一个全面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2003年9月，中央出台9号文件，改革有了政策保证。

　　福建林改的思路已非常明确——与以往的山林承包经营不同，改革直接触及林业产权及其衍生权利，即山林的所有权、经营的自主权、林木和林地的处置权（包括采伐流转）。

　　2003年，在洪田村，白纸黑字的合同书换成了绿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村民的“变法”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

　　2004年4月，在江西，担任林业厅厅长的第二天，刘礼祖就赶到国家林业局，征求上级对江西林业的意见。一个司长跟他讲了两个案例，江西农民徐京发，造林3万多亩却无钱治病，郁郁而终；另一个就是福建林改。

　　刘礼祖回到江西后，组织厅里干部及各地林业局长，到闽北考察。回到江西后，他找到省委书记孟建柱：“我有重要的事汇报，你提到的‘绿色银行’可以办了。”2001年，孟建柱到江西后，认为江西最大优势在生态环境，提出要办“绿色银行”。

　　孟建柱问：什么办法？刘礼祖说：改革。孟建柱觉得有道理，“可以跟福建学。”

　　林改涉及上千万农民，上亿亩山林，以及林业系统的吃饭问题，刘礼祖坦言如坐“火山口”，“林改不成功，就是一场灾难。”刘礼祖认为，林改的关键在于干部，所以要“抓领导”。

　　在宣传发动阶段，乡村干部几乎一致反对。“可以说，90％的干部不愿意分，90％的老百姓欢迎分。”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说。

　　林业厅的55个督导组和3个暗访组不定时地在全省各个角落出没，督办单抄报给市委书记；有的还会抄报给省委书记。严成介绍说，抚州有几个县还发红头文件，没按时完成任务的，乡镇党政一把手“不提拔，不进城，不交流，不重用”。

　　一开始，武宁县林业局局长张卫红反对林改，“这简直是革林业部门的命。”

　　林改前，武宁县林业部门靠收费和独家经营权从农民手中赚了1640万元，林业部门2000多工人，包括张卫红本人在内的352个行政事业人员完全由这些收入来供养。“一直是自收自支，没有纳入政府财政。”在江西省，这样的比例曾高达80％。

　　这个财力困难的中部省份，艰难地进行了一场“自费”改革，省财政已经为改革转移支付了10．3亿元，其中每年每个村补贴1万元，每个乡补贴10万元，但基层觉得杯水车薪。

　　比如，自2004年起，林改花了长水村六七万元，村里负债14万多元，林改中村民的工资还拖欠着。武宁县财政为林改埋单高达6758万元，而2004年，该县财政收入只有1．6亿元，仍属于“吃饭财政”。

　　“认识到位了，没钱也会变有钱，认识不到位，再有钱也会说没钱，”孟建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盖几座大楼，天塌不下来。宁可我们的日子紧点，也要解决老百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