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两次不公开开庭审理后，南京老人徐联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来了。这样的一个官司，放在谁的身上也不会轻松：她和三个老兄弟姐妹联手把也到了古稀之年的弟弟徐乾告上了法院。
老兄弟姐妹五人对簿公堂，在淮安司法界也引起了小震动。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被告徐乾有着特殊的身份，他是淮安市(原淮阴市)的前副市长，也担任过淮安市政协的副主席。
官司的由头看起来并不复杂：遗产。但说起来也复杂，因为仅以证据提交给法院、要求分割的财产就让人咋舌：包括潘天寿、于右任等名家作品在内的几十幅字画。
同时，这个案子也并不单纯是个法律问题，用涉案律师的话说，“还牵扯着复杂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这次，原告方是除了徐乾以外的四个兄弟姐妹，被告则是徐乾。“我们提出的标的是340万，其中40万是房产，300万则是字画。”
这些字画不在手中，无法评估，何以确定300万元的价值？据原告之一徐岩的代理人姜周曙介绍，确定300万的原因有两个考虑，一是从诉讼费角度考虑，二是借300万的标的直接把一审递进了中级法院，“以便于二审能到江苏省高院审理”。
姜周曙是大哥徐岩的女婿，同时也是杭州一所大学的教授，他称实际上字画的价值可能远不止于此，而这并不是四个原告诉讼的本来目的：“我们真实的想法是，把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搞清楚。”
虽然看起来此案并不涉及太多的家庭或个人隐私，但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对此案作不公开审理，因此，记者没有能旁听此案。
但据介绍，庭审的秩序井然，而法庭调查和辩论的焦点也正集中于那近40幅字画上。
“这几十幅字画到底存不存在，现在在谁的手中，是整起案件的焦点”，姜教授介绍，被告徐乾几次开庭都没有到庭，一直是他的代理律师和子女出庭。
“他本人不否认那张在1997年8月16日写的目录出自他的笔，但他说，这只是一个清点目录，并不是保管的凭证，也就是说画不在他的手里”，姜教授说。
姜周曙也知道自己一方提出的证据是有缺陷的，“这张目录确实并不能作为一个保管的证据，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推理一下这件事”。
他说，五个子女中，只有徐乾一个常住在淮安，而且事实上，徐伯璞的家在老人住院期间已经被徐乾出租，租给了一个培训中心。
“这么名贵的字画，在被出租给别人开培训中心之前，按照常理会不会把字画摘下来运走？出租房屋没有经过其他兄弟姐妹的同意，其他人根本不知情，那这些画去了哪里？”他说。
“要是画没被自己人收好，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盗了”，徐联说，如果是被盗了，徐乾必然会在法庭上出示证据，以示自己的清白，但他没有在法庭上出示任何证据。
字画究竟 在谁的手中？ 父亲当年“惊天一捐” 想要全面了解这个案件，就不能不谈到一个人，这就是徐联、徐乾兄妹五人的父亲———徐伯璞先生。
徐伯璞先生是山东肥城人，1901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解放前曾任山东省督学、教育部国民教育科长、代理司务等职，解放后，徐伯璞任江苏文史馆员直至退休。2003年4月，百岁高龄的老人在淮安逝世。
徐伯璞先生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在抗战结束后，因避战火而西迁贵阳的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36278册重归故里摆上议事日程。徐伯璞任职教育部主管文博事业，他以全家性命担保，雇调5辆汽车，押送《四库全书》回文澜阁。一路历尽艰难险阻，最终将《四库全书》安全运至杭州。
其二便是在晚年的一次慷慨义举。1984年，徐伯璞把自己珍藏的书画珍品、精品共计107件捐给了当时的淮阴博物馆。
这107件珍品中，较为著名的有于右任的“八页家书”、杨仲子的钟鼎文、齐白石的延年图、徐悲鸿的立马图和柳鹊图、潘天寿的佛寿无量图、吕凤子的仕女图、张大千的山水画轴等。
此事在当时的江苏文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被人称为“惊天一捐”，这些珍品至今仍是淮安博物馆的镇馆宝贝。不过，徐伯璞先生捐出的只是自己收藏的一部分，他仍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画珍品自己收藏，这也是眼前这起案子的根源所在。
留下的字画“突然没了下落” 据原告之一的徐联老人说，2003年4月，父亲逝世后，尚遗留了于右任、潘天寿、陈立夫、李可染、吕凤子、汪亚尘等名家字画40幅，以及父亲创作的字画29幅、金石篆刻28枚。
至少在1997年以前，徐伯璞收藏的这些字画都放在他在淮安石塔湖的住房，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里。
据徐联说，这幢楼是当时的淮阴市政府对老人慷慨行为的回报。
兄妹五人中，只有排行老三的徐乾定居于淮安，另四个兄弟姐妹分居于上海、杭州和南京。
“徐乾是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还是淮阴管辖的沭阳做了老师”，徐联介绍说，后来徐乾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淮阴市分管文教的副市长。
一个书香门第的家族其乐融融，直到2003年4月，徐伯璞老人在淮安逝世。
徐联告诉记者，就在父亲去世后，几个在外地的兄弟姐妹才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想清点一下老人的遗物，这当然也包括老人非常喜爱的那将近40幅字画，但发现，字画突然都没有了下落”。
在丧事料理完毕后，老兄弟姐妹五人坐在了一起，商讨徐伯璞留下的遗物处置问题，但不欢而散。
“我们提出来，将老人的遗产，字画和房产作六份分掉，五个兄弟姐妹加徐乾的长子，因为他长期和爷爷住一起，也有照顾徐乾一家的意思，但这个方案没有得到他们一家的同意”，徐联说。
小妹徐绵当时希望用亲情唤回大家的平心静气：“都这么大年纪了，也是亲兄弟姐妹，多一点少一点都好说。”但与事无补。在这一次不欢而散的会面当天，四个外地的兄弟姐妹就离开了淮安。
大姐徐联说，两年后的2005年3月，自己和妹妹又去了淮安，再次与弟弟见面谈遗产一事，“我们表明的态度是，不是图钱或东西，只是想留点父亲的遗物作纪念，也对下一代有教育意义”。
这次会面甚至谈到了徐联后来都认为有点离谱的“抽签分字画”，但仍然没有效果，再次不欢而散。
回到了南京后，徐联和几个兄弟姐妹商量了一下，决定起诉。于是便有了第一次诉讼，“当时我们放在了淮安市的清河区法院起诉，但在立案之后，我们又撤诉了，以为徐乾可以顾及到手足情义，但谁料到事情并没有解决”。
据徐联说，撤诉的原因是以为弟弟会从家庭荣誉着想，把事情圆满解决，但“足足等了一年多，仍然没有消息，没有办法只得再次走进法院”。
老兄妹上法庭打官司 一纸清单成了争议焦点 徐联回头想来，实际上，一切早有征兆。
“1997年8月16日，父亲大病初愈。我和妹妹徐绵来到淮安父亲的住处，根据老人意愿，我准备将父亲接到南京调养”，徐联回忆说。
徐联说，当时父亲的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既想到南京休养，又很不放心家中字画安全，其担心的理由当然只有父亲心里清楚。
“为保险起见，父亲便喊我和妹妹徐绵，以及弟弟徐乾到小楼的二楼书房，说墙上的挂画(字)不动，保持原样，他到南京过一段时间就回来”，徐联说，父亲要求三兄妹将藏于自己书房的字画清点登记，说着便到房间抱出字画来。
徐联说，当时有徐绵在场、自己和徐乾当着父亲的面，对父亲藏于书房的字画一张一张清点，由徐乾亲笔登记，列出清单。
不料想，就是这张清单后来成了兄弟姐妹五人上法庭的重要证据和辩论焦点，也成了整个案件最富戏剧性的一环。
“登记完毕，我就保管着这张清单，而徐乾就把画抱走，父亲也就在第二天的8月17日和我到了南京，一直住到了1999年的2月份。”
据徐联介绍，1999年2月，徐伯璞回到了淮安，但不知何故只在徐乾处住了不到两天，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中，并于下旬转去了上海小女儿徐绵家，“其间，父亲不小心摔了一跤，就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几个月”。
1999年5月，徐伯璞在家人的护送下回到了淮安，这一住就是四年，最终不幸于2003年4月1日逝世。
被告：我不知道字画的下落 记者尝试着电话联系了徐乾，他首先拒绝了记者与他见面的要求。
在谈到这些字画去了哪里时，徐乾在电话里反问记者：“你问我去了哪里，我还要问你呢！”徐乾反复强调，自己“不知道”这些字画的下落。
他同时重申，当年自己写下的目录，只是一个清点目录，而不是保管的证明。至于父亲屋里挂着的画，自己“不知道”它们的下落。
据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完成了此案全部的法庭调查，并将择日宣判。昔日以父亲的大义为豪的一家人，再面对那些曾引以为傲的字画时，心里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记者言科宗一多 汪海江） (来源：现代快报)
(责任编辑：陈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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