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腹生子：法律道德之惑

　　——一起“代孕”劫案引发的思考

　　7月18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离奇的抢劫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在法庭上表示，被害人张家夫妇请被告人马静为儿媳妇“代孕”，马静却和男友宋海军对张家人实施麻醉抢劫。

　　“借腹生子”在暗流涌动，同时带来一系列法律、道德问题。

　　“借腹生子”一拍即合

　　马静1982年出生在四川一个农家，她就读中专时曾被有妇之夫短期包养。2002年6月，马静到厦门，先后在两家公司工作，但始终觉得钱不够花。2006年，马静在网络上看到有所谓的“代孕”中介公司，“代孕妈妈”所得到的佣金可高达10万元，于是，她与代孕公司取得联系，提交了自己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学历、照片和联系电话。

　　此时，上海的张先生夫妇正在为女儿寻找“代孕”对象。张先生夫妇和女儿、女婿、外孙原本在澳大利亚生活，外孙突遭车祸去世后，一家人痛不欲生。不幸的是，经过医生检查，张先生女儿晓玲（化名）已无法生育。在前后看了15个人的资料后，张先生夫妇挑中了高挑、漂亮的马静。

　　通过中介公司，双方约定在上海面谈。不久，晓玲夫妇从澳大利亚飞回上海，他们与马静达成协议：马静提供卵子，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在此期间，马静吃住全包，每月拿生活费3000元；怀孕后搬出去居住，每月再多拿生活费1500元；生下一个孩子，拿1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双胞胎拿15万元。

　　在此期间，张太太对马静格外重视，让她住进女儿房间，精心选择一日三餐，并让保姆小李重点照顾马静。

　　“代孕”不成麻醉抢劫

　　2006年10月初，马静在张太太安排下，接受了人工受精手术。一个多星期后，医生告知手术没有成功，马静的输卵管有些堵塞，需进行治疗。见此情况，马静向张太太提出，希望回趟厦门，顺便治疗疾病，张太太同意了。回厦门后，马静做了输卵管疏通手术。在此期间，她认识了31岁的黑龙江人宋海军，两人成为男女朋友。

　　2006年12月30日，马静回到上海的张先生夫妇家。第二天，张太太带马静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马静排卵情况不好，不适合做人工受精手术。由于暂时不做“代孕”手术，2007年1月2日，张太太提出让马静暂时搬出去。在马静看来，这等于是扫地出门，她的发财梦即将破灭。

　　此时，恼羞成怒的马静想到，对颇有钱财的张先生夫妇实施麻醉抢劫。宋海军决定飞往上海配合马静。1月5日下午，马静将10粒安定片磨成粉末，趁保姆小李不备悄悄放在剩饭、鱼和汤里。不过，张太太当晚在外就餐，马静只能和张先生、保姆一起吃晚饭。张先生、保姆药性发作。趁张太太不在，马静开始翻箱倒柜，找出项链、手表、戒指、玉佩等首饰二十多件，又拿了些高档服装、名牌皮鞋、香水等物品装入行李箱离开张家，与宋海军会合。

　　1月9日，张家向警方报案。1月31日、2月5日，警方分别在上海、厦门将马静和宋海军抓获。

　　“代孕”引发法律道德之惑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表示，我国婚姻法规定，生育权应该以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为基础，而“代孕”的双方，即需求者和志愿者之间没有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代孕”行为所产生的孩子属于非婚生子女。“代孕”违背我国传统道德观念，违反了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上可视为无效行为。

　　吴冬认为，“代孕”的实质就是女性将自己的子宫（或者包括卵子）出卖给需求者，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人体的器官只能出于人道主义捐献，不得进行买卖，不能将人的身体部分当成商品买卖。

　　“代孕”在道德领域引发的波澜巨大。吴冬说，“代孕”会引起社会伦理关系、继承关系、抚养关系的混乱，不利于“代孕”所生孩子的健康成长。在“代孕”行为中，志愿者与孩子的关系究竟如何确认，也是一大难题。一些案例表明，有“代孕”者在生下孩子后突然变卦，准备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杨金志、秦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