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印证了工人阶级的辉煌
翻开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人们不难发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都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大量各具特色的遗产，由此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形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
从中国工业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一段社会经济发展史，一幕曾遭受凌辱和侵略的悲剧，一部不屈民族浴血奋战的纪实，一曲工人阶级发愤图强的凯歌……保护和利用中国的工业遗产在于传承历史文脉，帮助人们翻开以工业为标识的历史陈页，让人们在了解和追忆中，感受中国工业的百年沧桑与巨变，印证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辉煌。
近百年的发电机，至今还在石龙坝发电厂运行
从昆明驱车向西走40公里，然后沿安石公路迤北，便来到了西山区海口镇青鱼村。村中农舍，翠竹掩绿。夕阳斜影中，一座浸没百年风雨剥蚀的青石机房寂寥地独处在滇中蕞尔的螳螂川。青石机房传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它似乎在向人们晓示：这儿就是中国水力发电的肇端之地，被列为中国工业遗产之一的石龙坝水电站。
螳螂川是滇池的下游河道。提起滇池（也叫昆明湖），那可是昆明人的福气。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座能紧傍云影天光、一碧万顷水域的省会了。
滇池水域面积大约有298平方公里，蓄水量高达15亿立方米。大自然将一颗“高原明珠”送给了昆明人。
滇池的惟一泄水口在螳螂川。从螳螂川地貌上看，滇池出口到平地哨这段距离，河道平缓；平地哨以下，从滚龙坝到石龙坝一段，坡陡流急，集中落差有30余米。对水力发电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地势。
滇池让昆明人受惠于大自然的恩赐，也让昆明人最先享受到水力发电带来的近代文明。
在滇池水泄中，在螳螂川畔，在石龙坝前，一段可圈可点的中国水电发展史由此铭刻……
一
中国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在石龙坝，而石龙坝发电站的诞生又干连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苍凉往事。
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开通。那天，当一辆法国产的机车牵引着长长的车厢徐徐开进昆明站的时候，两万多看热闹的市民拥挤到了站台，不谙政事的百姓被眼前这条从没见过的钢铁巨龙惊呆了。布衣短褐的黎民说不上这是福还是祸，但一位叫柏顿的法国人却心里有数。这位曾走遍云南的洋商富贾在滇越铁路开建八字还没一撇时，就曾给法国当局写过一份报告，撩人心动地述说了它的“远景”：
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国人所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所掌握之中。
身在河内的法属越南总督杜美也遥相呼应地给法国政府写信：
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产物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且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
既然可坐收“大效”，法国政府当然不愿错失良机。
1898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吕班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中国国家允许法国国家或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道”的无理要求。衰迈昏聩、气数将尽的朝廷中枢，竟朱笔一挥：“可允照办”。
就这样，滇越铁路在晚清虾荒蟹乱的政局和法国人久已觊觎的垂涎中，羔羊待宰般地在1903年10月开始兴建了。就在滇越铁路还没完工的1908年，欲壑难填的法国人又以滇越铁路急需电灯为由，要清政府准其利用滇池出口螳螂川的流水，在石龙坝建个水力发电站。
法国人想在螳螂川上建水电站的消息从昆明的清府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认为他们没安好心。昆明自1905年开为商埠后，贸易渐臻繁盛，大街小巷商号林立，作坊店铺鳞次栉比。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卖烟茶的，让古老的金碧路上游人熙来攘往。两广的五金、吴越的丝绸、江西的瓷器、安徽的文房四宝店在这里都有专营店铺，顾客盈门。
鸡鸣即起，挂星打烊。已经习惯伴随油灯和烛台，安逸地度过每一澹泊夜晚的昆明人听说外国人能让石龙坝的水变成自来光，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痴人臆想。
其实，在20世纪初，电能点灯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久居边陲的云南官人绅士也早就听说北京、上海、广州有了电灯，他们也盼着昆明能用上长明灯。但得知法国人要插手办电，心理上马上有了一种本能的提防。枯风萧瑟的清末，西方列强已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了足以操控其经济命脉的垄断势力，他们办电的“算盘”带着盘剥和压榨的煞气噼啪作响。“无利不起早”，法国人也不例外。
看穿这一点的有位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政府官员，他叫刘岑舫。
刘岑舫时任统揽全省经济事务的云南劝业道道台。他虽为福建人，但对云南充满乡恋之情。眼看法国人假修建滇越铁路之名行垄断云南电业之实，傲骨嶙峋的刘道台急匆匆地找到刚上任不久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是清廷股肱之臣李鸿章的侄子，掌控两省重权的一把手。在总督府见到李经羲后，刘岑舫直言不讳：
法国人借铁路用灯在云南修电站，恐怕是个名，日后大刮我省之财富，此才是实。云南乃中华之边地，历载军事要冲，虽军政开支颇重，财力入不敷出，但国人应有民族之志。可否招商纳股，筹资自办，以壮我云南之实业。
李经羲虽初来乍到，但对法国人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也愤恨不已。“办电站岂容他人复扰。要办，就自办。所需银两，官筹民集。”李总督的话给刘岑舫撑了腰。
1908年岁末的一天，昆明街头贴出一张告示：
各商号市民均请注意：
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权利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府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但清末王朝如受蠹之木，岌岌可危，说不定哪天就塌了。让百姓和商人参股拿钱，与官府合资办电站，没人愿当这个冤大头。半年过去了，集资之事阒无应者，迟迟不能落实。
既然没人愿与官府合资，那就让商界自办。
刘岑舫找到了云南商务总会总理王鸿图。王鸿图字筱斋，开有商号，在云南富甲一方。王筱斋对法国人来滇办电早有耳闻，且有不少商会会员多次找他商议办电之事，拥其出山，鼓动他牵头集股，自办电站。
为了不让办电落入外国人手中，王筱斋毅然允诺出面领衔。他先后联合了19位云南钟鸣鼎食的富商巨贾，联名向云南劝业道禀呈了成立云南耀龙电灯有限公司的文案。
国家的内忧外患，撩拨着民族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爱国心，充盈民族大义的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实业救国”。
1910年农历大年初二，正为办水电焦心竭虑的刘岑航接到王筱斋等人的文案后，立即批复“农工商部注册给照”，并将此案转呈给了李经羲。
为办电有了着落而“深为欣慰”的李经羲也马上作了批复，并断然拍板：“从今起，25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
1910年2月13日，以王筱斋为首的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听说是大名鼎鼎的“同庆丰”商号王老板牵的头，昆明各大小商家纷纷入股，生怕沾不上“光”。仅几天功夫，就吸纳商股8856股。经董事们推举，安徽籍的左益轩为公司第一任总理。
为了云南自办水电，刘岑舫忙前跑后，可谓尽心尽力，但却惹恼了朝廷。1910年5月，京城一道谕令，让李经羲查处自办发电人。乌纱帽攥在朝廷手上的李经羲怎敢置喙，虽于心不忍，但只能无奈地革了刘岑舫道台之职，将其开缺回籍。
临走前，俩人有过一段对话———
李：今迫于官府，让你事与愿违。若办电之功告成，你的功劳永铸滇史。
刘：我乃福建平民，今解甲归田也无悔，望李总督宽心。如有朝一日，电站建成，祈望告成功之喜，以了心愿。
刘道台郁郁地离开了夔门森森的劝业道。临行那天，眼前虽然没有了喧嚣的迎迓和兵丁与官轿的簇拥，但众多百姓闻此消息，“聚于街头，自发相送”。
二
1910年7月17日，螳螂川畔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他们面对浩淼滇池席地而坐。
时至正午，只见左益轩当众脱去长衫，端起一碗清酒，对天而祭，然后酹酒于湖。他对众工友大声说道：“于滇办电，历经磨难，今日幸得兴工，望父老兄弟尽力尽智，力达成功之日。”
“保我权利，光宗耀祖。”众人异口同声的呼应声在蓝天白云下激荡。
此时，鞭炮齐鸣，众人欢呼。石龙坝水电站在这一天开建了。从此，在海口到石龙坝10多里长的建筑工地响起了不绝于耳的号子声。
为了早日建成水电站，工人们“天明出工，日入方息”。为了让沿川而搭的各个草棚里的工人们能按时起床，各工棚准备了一面皮鼓。每天早上4点，石龙坝最先击鼓，然后各工棚相继传敲。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寒露打霜，工地沿线的鼓声天天按时敲响。
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上千名工匠们辛勤的劳作唤醒了沉寂千年的螳螂川。他们“崩山炸石，不顾危险，分段赶做，猛力进行”。半年以后，一条沟渠似银蛇飞舞，盘卧于山地之间。
螳螂川不但见证了工人们建设水电站的艰辛，也见证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修筑水坝时，有个叫毕庆的工匠带领着几十个人负责在水中挖沙。沙软水急，旧沙还没挖走，新沙又被冲了过来，“兴工数日，徒劳无益”。面对施工中的难题，毕庆想了一个办法。他让每个人上山打草，然后把草一捆捆地扎好，然后置于水中，再压上泥石。一捆接一捆，一层接一层，逼水而退，最终在水中围起一圈大堰，终于可以下脚筑闸了。
左益轩见到这种办法解决了施工难题，高兴地当众奖给他30块银圆。毕庆接过银元说：“我等兴工笨拙，全凭众人智慧，此钱应赏他们。”说罢，他把银元一一分给了工友。此后，工人们“踊跃从命，年余不避雪雨风霜，亦不计年节星期，一鼓作气，锐意前驱。”
建电站就要买设备。为购买哪国设备，耀龙电灯公司的董事们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当时，能生产水利发电设备的有美、英、法、德、奥地利等国。在王筱斋召集的董事会上，大家众口一词，坚决不买法国和英国的设备。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两个西方强盗的经济掠夺让云南百姓吃尽了苦头。
最终，经过反复比较，云南耀龙电灯公司与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合同规定：中方以开办6000盏灯为限，向德方订购所需全部器材；德方从见款之日起，负责工程勘测、设计、建筑、安装、生产、管理；中方负责提供设备运输条件及兴工匠人……
正是有了这份得来不易的合同，才有了上述螳螂川如火如荼的施工场面。
电站开工以后，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设备，大至发电机、水轮机，小至电灯泡、保险丝都是陆续经轮船运抵越南海防，然后再经滇越铁路运至昆明。
德国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和电机工程师麦华德具体负责石龙坝的土木建筑和机器安装。工程耗资50余万银元，历时22个月，于1912年5月28日完工。
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石龙坝建起了中国首座水力发电站。发电站有两台发电机，每台240千瓦，并架设有一条23千伏的输电线路，全长34公里。
在今天的石龙坝发电站厂区内，矗立着三块斑驳残痕的石碑。一块为“永垂不朽”碑，碑中略记了“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工程”的修建过程；一块为“功建名垂”碑，碑中记载了“开办石龙坝电灯公司工程人员及工匠头人姓名”；一块为“用实核明”碑，碑中记录了电站建设中的全部银钱开支。
从三处依稀可辨的碑文中，让人看到中国民间资本支撑的民族工业在云南投袂而起的缩影；让人体味到在外国列强虎视鹰瞵之下，有识之士无畏抗争的内心；让人感叹着一个王朝夕阳将没的踉跄屐痕。
80年前，一位德国记者在采访了石龙坝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准备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就是这么说的。
……
这个工程在技术方面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征，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以及考虑到其建设的特殊情况和中国内地的特点，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
从这个电站的建设，我们可以预言，再过一百年，中国将是水电大国！
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德国《西门子》杂志第七卷第一期，现被保存在石龙坝水电站文物陈列室。
历史将为他的预言作证。
三
清末民初，老昆明城形状就像一个灵龟，三面环山，一面对水。老街青石铺路，建筑木榫凿连。滇南风格的木雕，重檐雕镂的朱阁，把高原古城的厚重衬托了出来。
每到夜幕降临，湮没在阡陌小巷里的民宅老舍，家家都点上小油灯。盏盏油灯，灯光如豆。当滇池之水即将转为灯光，市民们可告别千年油台的消息传出后，人们不信。更不敢买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建了电站如果卖不出去电，那不白忙活了，收回股资都没了指望，还提什么赚钱不赚钱。股东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沉寂的边城，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
“此种灯光移动极便，与常用灯无异，点熄亦与寻常灯相同，且可不用灯罩，故比火油灯方便，亦无煤烟，其灯芯亦不用修剪，无论何处均堪适用……”
“此种灯光不须有人照管，若装在房中只须一钉一铁线，若装在道路则多用一木杆，或在房间，或在外间，或有风雨，其光亮皆不改变……”
这几段今天看似让人讥笑的废话，在当年却是云南劝业道宣传用电的“广告词”，记者特意从云南档案馆把它抄录下来。为了宣传用电的好处，劝业道和耀龙电灯公司的倡导者们真是没少费嘴皮子，甚至把用油点灯和用电点灯的开销拉了个清单，让市民来对比。
当年，石龙坝两台发电机发电总量只有480千瓦，主要供应昆明城的市民照明用电。480千瓦是个什么概念？通俗地讲，就是说可以同时点亮4800只100瓦的电灯泡。就这点儿发电量，耀龙电灯公司竟然卖不出去。
左益轩于是派人走街串巷，敲锣打鼓地到市民家中和店铺劝说用电，并承诺装灯接线不要钱，还可试用一个月。
西风东渐，吹进滇塞实不易。
最终，3条闪闪发光的铜质高压线依偎着900多根木头电线杆，越过乡间小路和秀逸山峦，架设到了碧鸡关，再经过昆明西区的马街引入到小西门城内的水塘子变电站，然后进入到用电户家中。
即将送电的前一天，耀龙电灯公司的职工们在昆明城敲锣打鼓，串巷鸣告，欢迎市民们第二天去翠湖、三牌坊、金马碧鸡坊等处去观灯。
1912年5月28日清晨，繁星渐渐隐于天际，东方露出鱼肚白，昆明的翠湖海心亭主会场早已是人头攒动。云南商会代总理陈德谦向众人大声地说：“修建石龙坝水电站，乃我云南人民权利所在，为其早日建成开灯，刘君岑舫颇费苦心，左君益轩不辞艰难，诸同仁协力相助，如是告竣。”他双手作揖，连连向来宾致谢。在左益轩洪亮的“开灯即是”和众人热烈的掌声中，数十盏灯泡同时亮了起来，市民们引颈而望，惊异万分。
那天，一位家住翠湖边的妇女抱着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婴儿也挤到人流中来看灯，襁褓中的孩子有个响亮的名字，聂耳。
打这以后，昆明人尝到了“水能点灯”的甜头，有钱人家开始纷纷改用电灯。没多久，每盏如同16根烛光的电灯，全城有了3000多盏。耀龙公司所在地的独口巷也因“办电送光明”有利于昆明，而改名为利昆巷。
中国的第一个水电站建设经历了22个月的凄风苦雨。在这600多天中，中华大地再遇历史颠簸。
1911年是天干地支的辛亥年。这一年，历史夜幕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弧线。就在那首《固金瓯》刚被清王朝定为“国歌”的第六天，它的词作者严复没想到，大清王朝肘腋变生。10月10日，随着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延续了近300年的大清帝国发出无力回天的嗟叹。随着大清龙旗的黯然落地，“帝国苍穹保”，那句有如祈祷式的歌词变成了一代王朝永远的梦呓。
清朝灭亡，民国肇基。石龙坝水电站在问世过程中，从头到尾，完整地见证了辛亥年间的兵戈相交。末代皇帝退位，窃国大盗登基，军阀袍泽你方唱罢我登场。
面对暮霭沉沉的天际，石龙坝即使有再大的功率也照不亮旧中国的黑暗，滇池水即使有再大的流量也冲不走人民心中的苦难。
四
1879年末，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两年多后，西方的现代文明就传入了中国。
1882年7月26日，当中国第一个电灯厂将上海的15盏电灯点亮时，我们不应回避，那是英国人创办的。
1889年1月30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苑电灯公所，在仪銮殿西墙外安装了一台15千瓦发电机，25瓦的电灯算是清宫最亮的。但那是用油发电。
据1911年的统计，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开办了26所电厂或电灯公司，发电总量在1.5万千瓦以上，占全国发电总量的55%，中国民族资本经营有20所，发电总量为1.2万千瓦。但无论谁经营，没一家是利用水力发电。
世界上第一个水电站诞生于1882年，是爱迪生在美国创建的亚伯尔水电站。中国的水电站虽然比外国晚了30年，但石龙坝水电站的问世书写了中国人民不畏列强，峻拒外强的争衡青史。在建站过程中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解放后，石龙坝由“站”变“厂”，发电量逐年增加。
1957年3月18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一位曾借着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灯光，走出军营，参加过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的新中国创建者来到石龙坝引水渠。他深有感触地对厂长王长德说：“要好好保护电站，它可是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呦。”
说这话的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朱德。
华电集团云南分公司一负责同志告诉记者：“石龙坝水电站前后经过7次扩建。在50年代中期以前，它一直是云南省第一大水电厂，每年发电量3000多万千瓦时，为云南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石龙坝发电厂，现在的第17任厂长严思康先生带着记者参观了设在厂内的“石龙坝水电站文物陈列室”和发电车间。在第一车间，严先生指着一台带有西门子铭牌的发电机说：“上世纪90年代，德国西门子公司来人参观，想用一台10万千瓦的发电机换回这台240千瓦的发电机，被厂里婉拒了。”
原厂长张俊峰先生对记者说：“我在任时，接待过1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他们对石龙坝充满了崇敬之情。”
80年前，那位德国记者曾断言：“再过一百年，中国将是水电大国！”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他：没到100年，中国就已经稳居世界水力发电第一了。
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就已突破1亿千瓦，超过了美国。到2006年底，达到了1.29亿千瓦。目前，全国有大中型水电站230余座。其中，百万千瓦以上的有25座，50万千瓦以上的有40多座，小水电站有4万座，仅云南就有1100多座。
应该说，从发电的经济角度讲，石龙坝水电站目前的作用已微不足道了，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石龙坝水电站将会永远矗立螳螂川，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
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是中华民族的丰碑。
（标题书法封友文美术设计李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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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龙坝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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