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课题组纠正中“路线错误”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自从中医药在SARS治疗中显露威力，继而在治疗艾滋病中成果初现。

　　同时伴随近年来中国文化复兴的热潮兴起，中医的复兴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在中医界，却弥漫着一种日益深切的忧虑。

　　现代化的误读

　　五四以降，现代化成为中国百年来几乎所有问题都无法回避的语境。中医药如何现代化，也一直是业界研究的问题。

　　1985年，卫生部颁布三条规定：一切诊断按西医的标准；所有中医不能开诊断书；一切按照西医的标准确定疗效。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三条规定一直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类似于“政治正确”的地位。

　　自1992年起，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两次组织并支持数十名专家、教授和管理人员，进行中医药领域两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其中一项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该书的执行主编就是现任科技部“国家中医发展基础研究”课题组组长的贾谦。这两项课题的建议都被国家采纳，成为国家制定一系列中医药现代化政策的依据。这些政策可以说是1985年政策的延续。

　　但是，随着对现代化的进一步认识和反省，中医界一些有识之士发现这样的现代化是有问题的。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有业内人士认为，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破坏了。

　　目前大部分中药研究所是按西药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从事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分离、提取、纯化。这种从草药中提取出来的单体，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所谓中药，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依据中医理论加以应用的药品。青蒿素是近年我国开发的新药，自中药青蒿中提取的单体，治疟疾有特效，但迄今尚未弄清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因而到现在还不是中药，而是西药。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其医疗理论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思维方式差异巨大。在用药上，西医需要确定药的具体成分，中医则是复方的，多种中草药在一起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目前仍无法确定其有效成分。

　　中药必须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不可以随便使用。比如说感冒，中医就分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分病邪在表在里等等。自己跑到同仁堂药店去买感冒清热冲剂，弄不好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中药是不能作为OTC药品在市场上出售的。现在中药也出现处方药与OTC药之分，是有关部门按照管理西药的办法管理中药造成的。按照西药方式管理和使用中药，不但造成了“中毒事件”，而且还闹出很多笑话，比如说中成药、饮片都必须标出有效期，而陈皮要求是越陈越好，灸疗时用的艾绒也是越陈越好，有效期该如何确定？

　　通过对中医药的再认识，贾谦教授开始反思，觉今日而昨非，认为当年他主持的《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被国家作为重大科研成果采用，“自己感到非常高兴，感到我们为振兴中医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是害了中医药产业。

　　“中医药一定要现代化，这个方向没错，但是当初的路径错了。”2007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贾谦回忆起往日的情形仍旧唏嘘不已。

　　沿着这条错误的路径，中药走向了西药化发展，中医则被一些人认为可以取消了，只要有标准化的中药存在就行。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由贾谦所带领的课题组重新完成了《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国务院研究室的内部报告分三期转发。当中提出诸如“废医存药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中医药系列标准被西化，阻碍了中医药发展”、“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实际上都是在歧视、扭曲和限制中医药”等和以前几乎完全相反的尖锐观点，贾谦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疯子”。

　　中医和其它科学一样，必须固守自己的学术体系，保持自己体系的本质特征，当中医理论完全抛弃自身而按西医标准发展的时候，其生存已经成了问题。“中医和西医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中西医结合提了几十年，也没有人能提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来。”贾谦苦笑着对记者说。中西医结合、以西医标准规范和衡量中医，这是中医药现代化所走的弯路，也是对中医药现代化的严重误读。

　　但是，中医药的现代化之所以走入这样的歧途，和中医本身也有很大关系。中医自身的传承问题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西医的冲击只不过使矛盾更加尖锐并提前爆发了。被尊为“彭子”的民国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彭承祖就认为，“晋唐之后中医学派蜂起，大多背离了《内经》主旨和医圣张仲景的正统。后世儿科、温病学派、时病派均标本倒置，不识人体本气自病之理，误标作本，妄杀许多人命。沿袭数百年，贻害非浅。”如果任由中医这样发展下去，疗效的根基出现动摇，情势则危矣。

　　彭承祖还敏锐地认识到中医教育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自古以来的医书……求一有原则有系统，使学者计日成功之本，不可得。后人不能认识中医学本身真相的究竟……谓中医学自古迄今尚未建立，并非过论”，因此毕生从事中医教材的编写和临床教学。

　　由其撰写的讲义育人无数，被多所中医院校列为教材。“我读彭子遗书，深感她不仅是医病之书，更是一册‘医医病书’。久历临床考读之，更是醍醐灌顶，格外亲切。” 当代急危重症领域的临床大家李可老中医说。

　　中西医的平等

　　对中医药现代化的正确解读，还停留在中医界的小圈子里，因为惯性和其它原因，中医药现代化依然在原来的错误路径中一直向前。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因为与会人员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更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对中医药采取怀疑、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态度并不鲜见。有业内人士认为，中西医结合，想用此来代替中医，一直是较长时间以来有关部门的主要做法。

　　在中医界人士的呼吁和努力下，1988年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这个管理局最终被决定由卫生部托管，卫生部副部长任局长。“中医药管理局是中国中医药行业的掘墓人。”贾谦语出惊人。

　　他跟记者分析道，因为是卫生部下属单位，中医药管理局必然和卫生部保持一致。这些年，中医药管理局在推动中西医结合方面不遗余力，有数据为证。上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拨出的卫生事业费，西医占97%，中医占3%。而在拨给中医的这一块里面，中西医结合的占97%，纯中医的占3%。

　　2005年初，国家科技部拨了5000万元给卫生部，用于治疗艾滋病。结果，卫生部给西医4500万元，中医只给500万元。科技部认为分配方式不合理，要求卫生部做不到对半开，也应该四六开、三七开。最后，卫生部给中医增加了300万元经费。中医严重“发育不良”。

　　贾谦认为，因为政策导向问题，作为个体，现在的医学生为了能顺利找到工作，全都蜂拥学习西医，真正能用中医方法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全国好中医不超过200个，比较好的约有3000个，按中医思路看病的有3万个左右，剩下的20多万中医走的都是中西结合的路子。

　　“被认为有清热退烧功效的鱼腥草注射液，许多病人感冒了在医院打点滴都会用到，其实它既无西医的精确成分提纯，临床上又无中医的辨证使用。它对清除热毒有效，但对因正气虚导致的发热不但无效反而有害。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中医的归中医，是西医的归西医，现在搞出来的大多是这种‘不男不女’的成果。”目前最大的中医网站伤寒网的主持人之一、山西中医药大学的讲师李洪渊说。

　　贾谦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提出，要解决中医药问题，应将中医药的管理从国家卫生部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中医部”，和卫生部平行。“就现行的卫生管理体制来讲，不把中医药从卫生部拉出来，中医药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贾谦对记者直言。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厚望，并曾提名骆诗文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

　　弱势地位使中医药明显遭遇排挤。贾谦告诉记者，当他拿着科技部开的介绍信，带着医生和一批中药到河南某村串家入户了解艾滋病情况并打算进行中医治疗时，地区卫生局局长说，别说来几个中医专家，就是来几个中医院士，没有卫生部的批文，我们也不让你治艾滋病。

　　在法律制度方面，早在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信息的透明度不高。中医界人士认为，应该增加起草小组的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中医法的起草工作。中医药法规应该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六易其稿，中医法还是没有出台。贾谦一语道破了实情，最主要是因为里面要写一句话，“鼓励中西医结合”。中医业内人士宁可不要中医法，也不能让一部这样的法规出台。现在起草小组中还有一两个人为中医说话，“真担心哪天没有人能为中医说话了，中医法就会出台并明确鼓励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的发展就彻底走向了绝路。” 贾谦忧心地说。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