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战略决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周副主席在西柏坡（油画）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作
新时期的数字化制图技术，让军事 地图制作更便捷准确。
早期绘图，全部靠手工作业，但地 图的质量堪称一流。
1984年制作的大型沙盘，提供了作战指挥用的立体地形信息。
在万米高空完成的航空摄影测量任务。
一丝不苟地完成航空摄影测量内业任务。
地图，是用线条刻画的历史，用符号隐喻的现实，用版本积累的震撼，用技术雕琢的文化。 作为地图大家庭中一个特殊的成员，军事地图更以其特殊的线条、符号、版本和技术，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回眸战争历程、认识风云战将、慨叹军史传奇的端点。因为，纵使岁月更迭，纵有万马千军，总是在人们面前这些布满了线条的纸张上掠过！ 这一刻，让我们凝神屏息，从一幅幅军事地图的上面、内里和背后，仔细寻找关于我军的特殊记录吧。——编者 巧获“宝贝”渡金沙 1935年4月下旬，红军军委纵队随第一军团西进到了云南省东部平原地区。面对陌生而复杂的地形道路，大家一筹莫展：仅靠手头一份地点线路都很不准确的云南省略图，怎么才能找到金沙江渡口，摆脱敌人疯狂的尾追呢？
说来也巧，正当红军处于迷途的困境时，敌人却“雪中送炭”来了。
4月28日，在找寻大比例地图的路上，侦察通信队的官兵们拦截了一辆敌军的汽车。俘虏了驾驶室里的敌人后，红军战士掀开车箱上的蒙布，发现里面没有武器弹药，却有几个很大的东西。两个是大帆布包，一个是被包装得很好的小木头箱子。打开布包一看，大家顿时喜上眉梢：“是地图！云南省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再用汽车工具箱里的钳子、榔头敲开旁边的木箱时，大家又是一阵欢呼：“真是两件宝啊！”只见一个个小玻璃瓶子里装满了云南白药，而这种治跌打、枪伤、止血的特效良药，也正是红军急需的。意外的收获，让官兵们特别振奋。大家赶紧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改成能挑走的轻便担子。
敌军怎么会这么大方？原来，蒋介石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奉命率两个纵队从贵州向云南追剿红军，但没有云南省的详图，也缺乏医治伤兵的药品，于是就向龙云请求支援。而这车上运的就是龙云批给薛岳的10份云南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和10箱白药。没想到的是，汽车刚出昆明不久，这些宝贝就成了红军的囊中之物。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特别高兴，风趣地说：“我们应当"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真是巧获呀！”
很快，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就聚集在作战室的一间平房里，用这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地图，找到了渡江的捷径，确定了我军抢渡金沙江的行动方案。红军仅靠7只木船，用了6天时间，于5月9日上午全部渡江完毕。欣喜不已、骄傲不已的红军官兵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
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翻译” 1943年春的一天，一架美国B29重型轰炸机在完成任务返航途经天津上空时，突然遭到日军的拦截，中弹受伤。
只听一声巨响后，发动机熄火了。紧接着，转速表指针骤然落下，重要的仪表同时失灵，无线电联络中断，飞机迅速朝地面扑去。
危急关头，机组人员极力平静着剧烈的心跳，按下启动开关。“轰！”飞机发出雷鸣般的吼叫，昂起机头重新跃入云端。但当飞机上升到7000多米时，机内又是一声巨响，发动机再次熄火。飞机开始滑翔。
滑向哪里？此时，飞行员猛然看到放在一旁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英文版地图，他判定方位后，操控飞机向八路军太行山区滑翔而去。当到达平顺县石城上空时，失去动力的飞机顿时变成几十吨重的铁砣砣向下坠落，机组人员被迫弃机跳伞。
与此同时，驻扎在太行山区的我八路军129师接到了总部要求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电令，连夜赶往飞机失事地。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指战员们在平顺县以北的楠树园山坳里找到了两名美军飞行员。对方一见来者是军人，弄不清是敌是友，惊恐地用手比划着，叽哩咕噜地猛叫一通。
怎么和这些飞行员交流呢？带队的通信队长何雨农猛然发现，两个外国人手中拿着英汉对照的会话本和那本用英文印制的我军编绘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从会话本上找到了汉字“八路军”，又用手指出地图上的太行山区。两名飞行员惊愕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紧紧地握住了何雨农的手。接着，其余的7名飞行员也陆续找到，机组全体都安然无恙。
就在这时，西部传来了敌人密集的枪声。何雨农又翻开会话本，指着地图对机长说：西边潞城、微子镇的日军想抓你们，我们八路军已派部队在阻击，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我们必须迅速向北转移，尽快到师部所在地涉县去。
就这样，在地图的“翻译”下，美军飞行员很快弄懂了何队长的意思，十分信任地在我军的带领下安全转移。
指引十八军进藏的“航标” 在成都军区某测绘大队，保留着一张发黄的地图，这是一张二郎山行军路线图，图面稀疏地绘制了一些山脉曲线、一条曲折的山路、几个手写的地名注记和零星的桥梁、涵洞符号。这是18军进藏时使用的路线草图之一。
1950年，党中央号令18军进军西藏，测量队随同先遣部队从雅安出发到拉萨，为后续部队绘制进军路线图，并选择修筑川藏公路的最佳路线，及沿途机场、空投站、兵站的位置。
二郎山终年积雪，是测量队要征服的一大险关。当时，山上时而雨水连绵，时而大雪纷飞，根本无法观测目标。64名测量队员、50名运输战士、60匹骡马的笨重队伍一步三滑地行走在山路上，遇到难以攀登的冰陡崖，还要绕行大半天。时间不等人，测量队每天至少要行军测量26公里才能达到进度要求，他们只有粗略测量沿途地物地貌。因此，遗留下来的“二郎山行军路线图”上，大部分图幅位置都是空缺的。
测量队到达甘孜后，紧接着又开始测量甘孜地形图，选择修建简易机场的位置。这时，后方大雪封山，补给中断已1个月了，测量队粮草消耗殆尽，只有靠挖野菜、捕田鼠维持生存。这时，18军副政委王其梅等领导抵达甘孜，带来的消息鼓舞了测量队的士气：根据他们绘制的地图，川藏公路的线路已经决定，工兵部队和数千民工已从雅安到甘孜全线铺开，日夜抢修川藏公路，当年国庆节前公路就能正式通车了。
实际上，雅安到甘孜的公路8月26日就通车了，为攻占昌都、解放西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住这个入藏的“咽喉”，昌都总管从全藏调集了10个代本（每个代本大小不一，一般相当于团的编制）扼守昌都的要道隘口，阻碍我军西进。藏军熟悉地理环境，如果采取游击战术，将会对我军构成强大威胁。以王献章为首的20名测量骨干，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调查了昌都地区兵要地志和地形地貌情况，并绘制出了多幅详细的进军路线图、地形图。根据这些地图，18军军首长很快制定出包围歼灭藏军的思路，司令部标绘出详细的进军方案，并将昌都地图印制多份下发给各作战队。9月中下旬，各作战队、后方兵器粮草补给都按计划顺利到达目的地。10月，战斗打响，进藏部队将西藏代本一举击退，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
给“战争之神”安上“眼睛” 1951年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把美李伪军赶到了三八线附近后，转入了战略防御。志愿军炮兵某团驻守的高岩山，是我军前沿阵地的坚实后盾；而距此东南方向13公里处的西方山，则被李承晚伪军盘踞着，682高地斗流峰是它的第二高峰。高地上的敌人经常指引敌机和炮兵对我军阵地和道路狂轰滥炸，有时竟爬到山顶上手舞足蹈地向我方示威。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开炮。但困难立刻摆在了面前：这是一支刚由步兵改建的炮兵，在国内经过28天训练后就紧急开赴前线，只学习过现地测求射击诸元。而朝鲜多为山地，又大都被森林覆盖，炮阵地、指挥所、观察所等目标被好几层山峰阻隔，观察困难。炮兵不能到实地观测，大部分目标的数据都是靠前沿步兵发现后再传给炮兵，结果往往是现地敌情发生了变化，打击成了无的放矢。
守着大炮却打不着猖獗的敌人，炮兵们真是急坏了。上级指挥部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立即派来一位观察员，教大家利用指挥所里一份单色而又没有坐标的旧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来求算炮兵射击诸元。当时，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参加学习的人员虽经过精选，却只有初、高小程度。可大家为了报仇，学习得特别卖力。他们一遍遍地把地图临摹下来进行练习，一个一个地识别那些代表地貌、地物的符号。7月中旬雨季来临，大雨一连下了十几天，敌人躲进工事里避雨，而我们的指战员们却忍着辘辘饥肠，不顾湿衣寒冷，在坑道里继续着判断和演算。
7月末的一天下午，雨后天刚放晴，20多个李伪军就爬上了峰顶。后上来的还没有站稳脚跟，一排炮弹便凌空而下，炸得他们肢体横飞，残余的敌人很长时间都不敢动，等他们爬起来要拖走同伙的尸体时，一排炮弹又打了过去，他们也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根据地图计算的射击诸元，让我们的大炮长上了“眼睛”，指哪打哪，弹无虚发。
蔺凤池——
手工绘图：像“绣花女”一样工作 战争年代，一支笔一张纸就是绘图的全部家什。建国以后，我军的制图逐步走向规范，但仍然离不开手工作业。
那时候，难一点的图常常是二三个月才能画一张，即使是最简单的也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能完成，繁复程度可想而知。绘图工具分类很细，有最细能达到0.08毫米的小笔尖、画直线用的玻璃棒、画等高线用的曲线笔、画图廓和道路用的鸭嘴笔等很多种；绘图和标图都有自己的专用符号，绘图符号有几千个，标图符号也有470多个。
记得刚开始学绘图时，教员就严肃地说：“我们绘图员"笔下有血"哪，不能有一点点疏忽大意。否则，平时会因它伤人，战时会因它死人。”所以，要想当一个优秀的绘图员，一要耐心，二要细心。
一般情况下，每一幅地图有几十万个密密麻麻的点线符号，画的曲线比头发丝还细，直径只有0.6毫米的小圆和油菜籽差不多大，要做到不画错一个符号，不下苦功根本不可能。那时，我们一有空就在绘图室练习，夏天经常是一身汗一身汗地出，为了防止汗水滴落，我们就把两个小臂缠上厚厚的毛巾。为了让手腕更灵活，我们经常拿着筷子转几个圆圈练练手腕柔韧性，才开始吃饭。我这个左撇子还硬是练就了左右开弓的本事。修磨工具也是我们的特长。最初的时候，我们要自己研墨，自己修笔尖。笔尖必须修得十分圆滑，不能有死角，否则画图时一不小心就会划破图纸。后来有了墨水，我们还要根据需要，自己调配墨水的浓度，浓了淡了都不符合要求。总之，我们绘图员就像绣花女一样工作。
（蔺凤池：1960年7月考入解放军测绘学院制图系。毕业后分配至总参某测绘大队，1992年退休前任总参测绘局参谋。）
罗奋勇——
沙盘：让平面地图“活”起来 最早的时候，沙盘就是用沙子堆起来的，十分简单，好一点的也就是用一些木棍、砖土、纸条等制成各种标志，标示在沙盘上。这样的沙盘不仅地物的位置常有出入，比例的准确度也难以保证。而现在的沙盘则通常用泡沫塑料作底，外层用石膏塑形，无论是水平比例尺还是高程比例尺都按照地图严格换算，还有一系列逼真的小模型标示地物。更先进的，则增加了声、光、电的多媒体显示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让沙盘活动起来，十分生动。
如今，沙盘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去年6月，我们就为青藏铁路的开通庆典赶制了一个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大型沙盘，标绘了西起拉萨、东至西宁共50多万平方公里的实际地貌。在这个沙盘上，所有的山峰、河流，甚至是很小的冲沟、涵洞等都严格按照地形图标绘；“河水”在流淌，“火车”在飞驰，“藏羚羊”在奔跑，堪称目前我国精度最高、制作工艺最精良的光电沙盘作品。
（罗奋勇：1994年于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后，进入总参某测绘大队工作，历任中队长、队长等职，现任业务处副处长。）
徐水平——
航摄：万米高空测河山 航空摄影测量，简单地说，就是在万米高空用镜头把地面的影像信息“复制”下来，制成合乎要求的精确地图，为作战指挥、战场建设和工程规划等提供决策依据。
1986年9月，我刚与航空摄影测量打交道时，以为这行当就是端着相机在飞机上“嘁哩咔嚓”。谁知当我们站在十几个巨大的箱子前，被教员告知这就是以后要用的相机时，大家全都傻眼了：“这么大家伙，咋拿呀？”其实，航空摄影测量与一般的风光摄影有着本质区别。不仅手中武器不同，而且对航摄师的技术和天气的要求也不同。我们的相机是约300多公斤重的精密仪器，需要安装在飞机底部操作；航摄师需要具有光学、机械学、电子学、航空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天阴不行，下雨不行，有云彩不行，必须在万里无云、能见度非常高的情况下工作才能进行。为了等待一个好天气，我们常常在人烟稀少的机场一等就是十天半月。
航空摄影是后期成图制图的第一道工序，一旦失误，全盘皆输。这些年来，从手工航摄相机到自动化航摄相机，乃至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航摄相机，我都亲手操作过。但我觉得不管装备、技术如何先进，第一位的还是航摄师的责任心。
（徐水平：1983年6月入伍，历任总参某部航空摄影师、中队长、主任兼航摄工程师。荣立三等功、二等功各一次。）
黄忠红——
数字地图：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迄今为止，我军测绘部队大规模地将数字化生产技术应用到制图方面，已经有10个年头了。现在，我们绘制一张中等比例的数字地图不再需要点灯熬油地工作1个多月，一个星期到十天就能完成任务；绘制过程中出了错也不必惊慌，及时修改即可，而不必重新绘制；一幅图太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可以分成几块同时作业；一幅图过时了，也只需在原有的底图上去掉旧东西、增加新东西，即便是昨天才修了一条路，今天就可以制作一幅崭新的图。
成图时间短、更新速度快、精度高、操作便捷……这一切，都是老一代手工绘图员所无法想象和一直向往的。
然而，数字地图的优势绝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它能利用自身的多维、动态和可视化等特点，将地图的表达手段、分析平台这两大功能最好地融合起来，形成虚拟战场供指挥官进行模拟，以便制定出最好的作战方案。在“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我们制作的数字地图在这方面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黄忠红：1986年9月考入解放军测绘学院，现任某测绘大队制图队工程师，全国“三八”红旗手，两次荣立三等功。）
高俊——
未来地图：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中国的先哲早就说过：“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管子》地图篇二十七）
随着时代的发展，军事地图的式样和制作方法都会因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它会更加普及，更便于制作。依靠网络提供的地理信息，包括卫星图像和数据，按照需要可随时制作地图。它将更加人性化，更便于使用。一种可折叠、可涂改的“电子纸”已经问世，未来，军事地图可直接显示在“电子纸”上。虽然这使得它从外形上与现在的纸质地图没什么两样，但其内容却由于数据库的支持而大量增加，人们随时可以选择和更换，动画和色彩十分生动，还可随时上网交流，用完后折起来就能放在衣服口袋中。到那时，我们的指挥员就再也不用为了查阅数字地图而背着“笔记本”到处跑了。
（高俊：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版版式设计：陈张平；照片及资料提供：总参测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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