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之痛 谁来助我上大学

　　编者按：

　　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是中国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千年传统，这不仅可以改变寒门子弟的命运，同时也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些人才的挖掘和拯救，更会深刻地影响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然而,在教育被“产业化”之后,“人尽其才”遇上了高学费的门槛.每年几十万贫寒学子被挡在高校门外愁眉不展.在此背景下,助学两个字成了社会焦点。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再次希望媒体不要过多过滥地发表为贫困大学生募捐的报道.此语引来一片争议，但媒体对贫困大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却未降温。

　　实际上,整个社会对贫困大学生层面的关注程度，完全取决于公共财政的阳光雨露能否如期照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此期间，相对于政府数百亿资金的投入增长而言，民间社会的参与，正在逐渐成为一股有生力量，尽管资金数量不大，但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运行体系的轴心和底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扮演的，是一个比救赎更为重要的角色。

　　1. 四个贫困生的大学之路

　　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7月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然后呼吁社会捐助，他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大学生当中，这样的事迹可能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

　　张文杰：真“假毕业证”的故事

　　“一切都结束了！”2007年7月10日，张文杰终于松了一口气，背起行囊走出学校大门，下定决心，不再回头。可刚迈出十几步，忍不住还是回头望了一眼，他想起了那个被学校强制扣留的毕业证。

　　“不光户口的事耽误了，工作也定不下来。”面对《公益时报》记者，张文杰很无奈地说。在他就读的这所黑龙江知名学府中，没有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的绝不只他一人，原因是，这些学生都因身出寒门而不能按时交齐学费。

　　尽管早在2005年，黑龙江省就被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批评高校助学贷款没有“动作”，但两年之后，这项政策的落实似乎依然不容乐观。

　　“我身边的同学，都知道有助学贷款，但没有一个能申请到的。”张文杰说，学校对付这些未能交纳学费学生的惯用手段就是“扣押毕业证”。

　　贫困学生在无奈之中，也找到了对付学校手段的策略。两天后，张文杰给《公益时报》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好心的老师告诉了我们毕业证的编号，现在大家计划统一制作一批假证，这样可以解决一时之需。”

　　邓脉红：起步之困

　　7月20日，面对《公益时报》记者，宁夏彭阳县的学生邓脉红的语气依然充满焦虑，尽管早听说过助学贷款的政策，但还是感觉距离自己很远。由于家里贫困，他并没有勇气考大学，成绩出来，却是553分，意味着他至少可以读一个不错的本科院校。

　　今年18岁的邓脉红出生于农民家庭，父母在家务农，他还有两个在读高中的妹妹，全家人的收入就是靠父亲种的5亩地，年收入不足500元。“进入高中后，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听老师讲课，只有这样，我才能忘记饥饿。”邓脉红告诉记者，由于家里每个月只能给他提供30元的生活费。因此，他每天的早餐是开水泡馒头；中午是馒头加土豆、大蒜；晚上又是开水泡馒头。饿了的时候，他就会安慰自己，“就当减肥了。”

　　“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摆脱这种生活。”为此，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开始学习，到晚上11点睡觉。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

　　高考前夕，当邓脉红知道上大学每年至少需要4000元学费后，“4000元是父母不吃不喝8年的收入。我们家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我不能这么自私。”懂事的邓脉红偷偷打定了主意，高中毕业后，出去打工赚钱，供两个妹妹读书。

　　“如果申请助学贷款，或者民间组织的资助，需地方政府开证明，但这要送礼品，可我们家现在根本就拿不出送礼的钱。”邓脉红说。

　　邓脉红的父亲准备留些口粮外，把剩余的粮食全部卖掉。他告诉记者：“家里支出全部靠几亩旱地，再加上两个女儿上高中，家里的陈粮已经被卖光了，今年天旱歉收，除留够口粮外也卖不了几个钱。”

　　宋雅东：通知书到来之前

　　19岁的宋雅东以653的高分夺得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的2007年理科高考状元，被浙江大学录取。

　　近日，经过近2个小时的颠簸，记者随秦皇岛市慈善协会、市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宋雅东所在的青龙祖山镇三间房村河西庄。

　　宋雅东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这些年来，宋家祸事不断，雅东的母亲4年前死于脑溢血，为治病家里倾尽所有还欠了5万元巨款。今年已考上研究生的雅东的哥哥就是在其母生病期间考上的苏州大学，要不是得到福彩中心的资助肯定会失学。为了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儿子上大学这几年寒暑假都在外打工。

　　屋漏偏遭连阴雨。今年2月份，宋父被查出患结肠癌，因家里早已是债台高垒，无处借钱的他本打算放弃治疗，是儿子想办法借来1万元才为他做了手术。

　　宋父告诉记者，五年来两个孩子从没添过一件衣服，女儿的棉袄已经六年，去年春节时衣袖露了洞，棉花都出来了，没办法女儿就用套袖遮着胳膊，勉强度过了一冬天。儿子更是不知挑拣，常年穿父亲的旧衣服。

　　“村里都已经借遍了，乡信用社还欠1万多元。”说话的时候，宋父显得虚弱，无奈。

　　沉静的宋雅东低下了头，瞬间闪过的渴望在无奈的神色中消失。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生，身穿朴素至极的半旧衣服，沉静的脸上透着坚毅。她身后那低矮的砖瓦房已有近30年历史，旧式纸糊的窗户在农村也已很少见。房间内的红色木箱子、一张大炕和几床被褥便构成了主要家当，一看就知道很有些历史。屋里的陈设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工整洁净，土棚上糊着的纸都是各类考试资料。

　　卢彩云：曾在绿色通道遇阻

　　对于生源地贷款，目前政策还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而一些学校，如果没有第一年的学费，绿色通道并不十分畅通。正因如此，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在一些地方不过是“空中楼阁”和难以充饥的“画饼”。

　　“这学期不能申请贷款，你没钱交学费，就不能报名。你还是打电话回家，让你父母想办法吧。”2006年9月，湖南师范大学负责学生报到的老师，拒绝给大一新生卢彩云办理绿色通道的手续。卢彩云出生在陕西定边一个贫困家庭，看到通知书里面附的“绿色通道”说明书后，满心欢喜的她带了1000元钱和村委会开的一张贫困证明书，到学校报到。可老师告诉她，如果申请助学贷款，要等三个月获得学籍后才能申请到，如果没学费，就不能报名。老师的这番话让卢彩云不知所措。

　　由于卢彩云是“2006年新长城贫困高考生寻访项目”的寻访对象，送她去学校的是寻访志愿者刘志峰，刘志峰随即便给教育部打电话。一天以后，卢彩云接到辅导老师的电话，要她去学校报名。“当时老师很凶，问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去教育部。”

　　尽管报了名，但卢彩云第一年的助学贷款还是没有申请到，她第一年的学费是刘志峰帮她交的。再过一个半月就要开学了，当《公益时报》记者问卢彩云的学费筹集情况时，她说：“我申请助学贷款了，但还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

　　（文中张文杰系化名）

　　2. 民间助学的3个样本

　　截至2006年底，中国高校在校生达到2500万。按照家庭经济贫困学生的比例为20%的计算方法，贫困学生就有500万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比例为8%，即200万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开始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后，“高等教育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措施。大学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而贫困家庭学生弃学、乃至学生和家长自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据2006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贫困高考生的调查显示，六成（59.9％）被调查学生很肯定地表示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学年的学费，28.3％的学生不能保证家里有这个能力。

　　学者杨东平指出，“贫困大学生群体”这一概念出现的标志性时间是1998年。当年中国高校招生收费全面并轨，免费上大学成为历史。第二年5月，教育部宣布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这直接导致了高校贫困生的大规模增加。也就是从1999年开始，上不起大学，成为部分贫困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中国的公益性民间组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资助贫困大学生的领域大规模地开展公益项目，迄今为止，仅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这三家公益机构，从2002年9月至2006年底，累计募集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专项资金超过2.35亿元，资助学生总数超过7.6万名。

　　样本1 新长城

　　“2000年，扶贫基金会在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开展项目时，发现许多孩子因贫困而不能上大学。”7月19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以下简称“新长城”）负责人陈红涛告诉《公益时报》，现实促使扶贫基金会思考贫困大学生上学的问题。

　　2001年下半年，扶贫基金会进行调研，发现因为贫困而与大学失之交臂并不是个别现象，众多寒门学子只能保存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不能迈入大学校门。“当时国内有一些帮助贫困大学生的公益项目，但开展的范围小，影响力有限。”陈红涛说，扶贫基金会便开始设计一个资助贫困大学生的项目。

　　2002年9月，经过一年的准备，扶贫基金会启动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项目旨在帮助特困大学生克服家庭经济困难、顺利完成学业。

　　样本2 未来工程

　　与扶贫基金会直接推出“新长城”项目不同，“我们是先有具体的助学活动，然后才推出‘未来工程’这个整体的项目。”7月18日，专注于贫困大学生的宋庆龄基金会“未来工程”项目工作人员毛蓉蓉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坦言。

　　2003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决定撤掉其在三环、四环路上的广告牌，节省下来的1086万元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中海油贫困大学生助学基金”。该项基金的设立，开启了宋庆龄基金会关注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新一页。

　　2006年，宋庆龄基金会正式推出“未来工程”大学生奖助学项目。宝马、丰田、星巴克、信益陶瓷等众公司纷纷加入“未来工程”，2007年6月25日，中海油第一期项目结束后，再次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赠1500万元，开始了新的合作。

　　样本3 圆梦行动

　　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资助贫困大学生项目，则经历了从“我要上大学”到“圆梦行动”的转变过程。“2005年，国家开始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实施‘两免一补’政策，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便开始了项目运作的转型。”7月19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汪敏告诉《公益时报》。

　　2005年4、5月份，由汪敏牵头，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掌握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教育需求。“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问题开始凸现。”汪敏说。正是这次调研，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做出了“义务教育阶段不关门、非义务教育阶段开大门”的调整。

　　2005年7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携手推出了助学项目“我要上大学”，帮助贫困大学新生解决上学难的燃眉之急。

　　翌年，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专业咨询公司，对中国贫困大学生现状进行调查，就有了后来的《中国贫困大学生研究报告》。既有一年的实践经验、又有了对中国贫困大学生现状的了解，2006年，基金会重拳出击，推出“圆梦行动”。

　　除此之外，更多的企业和媒体、公益机构，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帮助贫困大学生的团队之中，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影响。相对于中国500万贫困大学生来说，民间助学项目的功能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陈红涛所说，在助学的问题上，国家是绝对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