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上涨：白兔还是乌龟？

　　工薪上涨：白兔还是乌龟？

　　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不是结果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这被称为隧道效应。

　　撰稿／李泽旭（记者）

　　日前，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论坛出现一条消息：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平均年增长12％，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

　　消息一出，网上网下一片哗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通过题客网就此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这项有160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

　　从历史说起

　　随着1985年和1993年两次较大范围的工资及相关制度改革，几十年不变的工资体制僵局终被打破，并成为这之后工薪普遍、快速上涨的基石。

　　1985年，我国将国有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脱钩，使国有企业的工资分配逐步与市场机制相衔接。同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企业能够按照利润留成政策保留一部分利润，并可以用于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1993年的工资制度改革重新设定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实行政事分开。同时，随着非公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工资形成与调控机制也逐步完善，基本形成了市场机制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工资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是，1993－1994年启动实施的财税改革，决定将国有企业所得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采取税的形式，并按照统一的税率征收，剩余的部分全部归企业支配使用。

　　“我国工资体制改革最大的一次是1993年的工资套改。工资套改后，工资多与少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与学历、受教育程度等挂钩。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权衡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市场化改革后，原来的工资决定机制或者说形成机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企业工资，基本上是以市场化来完成的。工资规模和公司效益挂钩，企业效益越高工资越高。与此同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也开始同步上涨。

　　是否数字游戏

　　4年间，职工工资平均上涨12％。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数字游戏。

　　对此，2007年7月17日下午3时，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在中国政府网就“提高职工工资收入问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解释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国家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分别超过了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十五”时期是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这种增长不管是在哪一类企业，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都有增长。

　　造成部分人们对工资增长的感觉与统计结果存在差距的原因，邱小平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是一个统计的概念。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并不意味着广大职工的工资都能够按照同样的水平增长。现在在职工工资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快速增长会直接拉高对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增长的统计数字，从而有可能掩盖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的职工工资水平相对下降的实际情况。

　　第二，随着近年来我们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职工家庭的消费支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资增长的效果，有可能造成低收入职工对工资增长的感觉不太明显，也许工资涨了，但是相应消费支出也增长了。

　　第三，我们国家现行的工资统计范围只是城镇国有、集体单位以及其他规模以上的企业，没有包括工资水平一般偏低、增长较慢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工资体制本身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怎样看工资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包括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权衡认为，理论上讲经济快速增长，收入也应高速增长。但是从偏离度角度来看，我国近几年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并不是朝同一个方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偏离。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6年的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民众的收入平均年增长6．7％。但是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这个速度无疑显得有些缓慢。

　　权衡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工资总额和GDP总量比较，这个比例与国外主要国家相比，我们是非常低的。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多，按照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分配，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劳动所得就应该多，相应占GDP比重就应当高。但是我们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了宏观分配方面的问题。整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再分配当中，占大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占优势。政府拿了多少，企业留了多少，个人拿了多少？企业的变化很小，政府这些年拿得越来越多，普通老百姓相对增加量较小。在国际比较中，工业化到了中后期阶段，往往是国家拿的份额越来越少，例如在10元当中，可能国家只拿1元，个人拿六七元，剩下的企业拿。而我国政府拿的份额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993年税制改革。当时，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例偏低，一个是财政收入在GDP当中的比例偏低。为解决这两个偏低，我们实行了分税制，这是分税制实行的出发点之一；但是问题在于财权集中的同时，事权并没有划分清楚。

　　不患寡而患不均

　　邱小平称，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快速增长会直接拉高对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增长的统计数字。

　　那么这一部分，到底是哪部分？

　　权衡将其解释为四个字——垄断行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工资涨幅为15％，航空运输业为24．1％，金融业为19．4％，与此相对应，当年农业涨幅为9．3％，建筑安装业为7．7％。行业间的工资涨幅差距明显。

　　“这种垄断的背后是行政性垄断，电信、电力、银行、铁路包括行政部门的工资收入主要不是市场机制的配置，还是行政权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权衡认为。

　　权衡分析，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不是结果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这被称为隧道效应。我们知道上海穿过黄浦江的延安路隧道时常拥堵，如果向同一个方向的两个车道都堵住了，这时大家都没意见。一旦左边车道上的车开始动了，这时相对差距拉开了。但是，距离拉开了并不是坏事情，至少右边车道上开车的人看到，左边的车动了，我差不多也该动了，这时是积极的效应。但如果左边的车一直在动，右边一直不动，时间一长，就由原来的有希望变成没希望，右边的车就有可能去往左边车道插队，争取获得一个通过的机会。中国的收入差距引发的问题原因应该主要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克服的就是在机会层面上的许多不平等的现象。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