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将军县今昔对比：孕育出223位将军

　　红安革命性格的成因

　　大别山在湖北省东部伸出了挺拔的一翼，站在天台山上，远眺长江自西向东的奔涌，会看到群山与大江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地域就是红安。

　　红安古称黄安，经过两次改名，历史的印记成就了“黄红的交错”。1931年12月，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黄安战役的胜利，改黄安为红安，以示纪念；抗战爆发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提议，同意统一县名，恢复黄安的称谓；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正式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红安的山水是为将军、为战争而生的。

　　红安县境内地形极为复杂，山地、丘陵、冈地与冲击小平原各种地形都有，有时面积不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山地-丘陵-平原三种景观。县北的天台山主峰四周皆90度的山崖，山顶却是一块6亩的平地，可算是世界上最小的“高原”了。小小的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却发育着滠水、倒水、举水三条长江支流，红安的版图为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窄，其西南和南部与湖北武汉的新洲、黄陂两区接壤，西北与湖北大悟县接壤，北部与河南的新县接壤，东部与湖北麻城接壤，位于红安中部的县城城关镇与武汉中心城区直线距离80公里。这个概念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如果红军在红安南部地区的丘陵冈地上架起大炮，就可以轰击武汉城区的敌人；假如要撤退北行30公里就进入到河南省新县的大别山深山区。也就是说，红安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难怪被西方军事家称为“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红安的大部为古麻城孝感乡，民风彪悍，孝感乡为中国八大移民圣地，自古人员流动较大。人员的流动丰富了红安的本土文化，同时这里的人也不局限于此地。一有机会都想跳出红安，几乎没有人愿意留在此地。并不是不爱家，而是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当时，想离开红安闯世界最好的路子有3条：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三是参军。而参军是最容易办到的，因为红安由于革命运动那时到处在招兵。红安古为麻城的一部分，由于红安的姜家畈(城关镇)到七里坪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

　　从这个呈文中“地僻民顽”四字，可见民风彪悍之一斑。

　　事实上，正如优胜劣汰，战争涉及生命，恰恰是真正检验智慧的标尺。1984年4月，李先念在红安和当地干部闲谈时说：“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但是有朴素的感情，就是地主阶级不好，你要杀我呢，我就非杀你不可，杀两个我就赚一个。”就是这个“朴素”的生存，使他在战场上神鬼莫测。李先念在1946年曾被中共临时授予陆军中将衔，建国后辞掉大将衔不受。在解放战争组织中原突围前夕，李先念令一个旅留在司令部，佯装无行动，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为了摸清中原军区真实情况，提出要见李。李在前线接报火速赶回司令部，按规定时间接见了美蒋代表和中外记者，还在当晚设宴款待。饭毕星夜赶赴前线，发出总攻命令，一举撕开突破口，从西面平汉线全部突围。白罗素上校得知，大惊失色，坚决认为李不可能有分身术。“中原突围”被史学界公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专电李先念：“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在解放以前，红安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360天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在红安籍贯的将军中有“农脚子”，也有上过黄埔军校的。没有文化的将军在战争年代利用空闲也在拼命学习。这后来被人总结成是“为什么很多红安将军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原因。

　　将军反哺红安

　　红安县城关口矗立着一块巨型招牌，写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妻子，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

　　徐帅如此，红安籍的将军们几乎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家乡。

　　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在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存放着一封信，是李先念临终前写给铁道部和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的。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们发展经济不要忘记老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铁路线也要把红安挂上。信中说的铁路线就是当时要兴建的京九线铁路。这样一来，就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敲定了这个方案：绕道17.5公里。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1995年红安铁路全面动工，但资金不足，这时红安籍将军陈锡联又给铁道部长写了信，并在红安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9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京九》大型系列专题片，其中的一集《铁路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就是指京九线绕道老区。红安人对这个“弯”的喜悦难以言表。这条铁路打破了黄冈地区无铁路的历史，老区经济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援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等，在红安烈士陵园安葬的还有吴焕先、沈泽民、蔡申熙、郑位三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愿意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