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法律——编译中心移上海《格致汇编》承前脉(组图)

　　自清末海疆初开，列强扰攘，百余年来，西法东渐，乱花迷眼。体用之论虽已湮灭，然本土与移植之争仍缠绕不息。是借助传统之维谋求文化重建，还是凭借西方经验达致法治之境，更抑或是超越东西方寻求文明间的视域融合？答案或已镶嵌于历史之维中。

　　为此，本报在连载田涛先生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之后，将继续刊登田涛先生的《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法律》，共10期，本期为第5期，敬请关注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法律

　　——编译中心移上海《格致汇编》承前脉秋冬四期封面《格致汇编》春夏

《格致汇编》封面

　　田涛

　　在李鸿章的倡导下，同治四年(1865)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在主要从事生产船舶、枪弹及其他机械的同时，也进行了对于西方科技及其理论的引进与介绍。同治六年(1867)江南制造局下设翻译馆，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并从北京同文馆调员参理其事。

　　傅兰雅原为英国传教士，1861年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曾经受聘于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865年开始到江南制造局主持格致书室，传播西方科学思想，后转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傅兰雅于1875年主编创刊《格致汇编》。由于傅兰雅曾在同文馆工作，因此他主编的《格治汇编》是《中西闻见录》的延续，其宗旨相同，体裁相近，但内容则有所更新，除原有的政论文章、海内外见闻外，加强了对于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地理、机械制造等专门学科的介绍，因此后人曾认为《格致汇编》是《中西闻见录》的更名。

　　其实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这两种刊物是前后联接，甚至是有延续性的，这只是当时引进与翻译“西学”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的客观现象的表现，这是两种不同的刊物，其印刷、装订和编译方法的区别也十分明显。

　　《格致汇编》采用了在上海刚刚兴起不久的铅字排印技术，配有大量英式铜版插图。在编辑人员的组成上，由于吸收了一些中国人士参加，使译文更加准确流畅，翻译质量也在《中西闻见录》之上。当时中国人士参加的有徐寿、华衡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等多人。学有专长的中国人士参加使江南制造局翻译与引进的作品，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都代表了这一时期翻译与引进“西学”的最高水平。因此，傅兰雅编辑出版的《格致汇编》也自然成为了清末“西学”刊物中的佼佼者。

　　《格致汇编》首刊于“中历光绪二年春季；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同时还在封面中标明“是编补续《中西闻见录》在上海格致书室发售”，断续刊出七年，中间由于人事变更，曾有两次停顿。该刊前四年为每月一期，后三年改为每季一期，按春、夏、秋、冬分编，前后历时七年，共计发行六十期，每期约三十六页，定价大洋两角五分。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很快发售一空，傅兰雅又将此书连续印至第三版，并按每年四季为一辑定价大洋一元。按照《格致汇编》封底的英文说明，该书曾于伦敦、横滨、澳门、新加坡、纽约等地发行，但经我们在日本、欧洲等地调查，没有找到该刊物在上述地区发行的线索。

　　有趣的是《格致汇编》中还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电刑，即“以电决囚”，文中称：

　　“今年美国纽约邦设新律，用电气斩杀罪人，不复用从前绳缢之法，已将牛羊犬马等试之得其验矣。据电学家爱第森厂内言，以速变电气正负向之法，约一秒内变三百次者，试之各兽通电之处不同，但无论电通何处，兽必速死，亦不觉痛楚，且无伤痕，屠户即可取以市肉，想以后宰牲之场必用电气宰杀，以为爱怜生命之意。纽约自设此律以来，尚未有应死罪人，故不知加于人身为如何情形也。”

　　看来这种电刑在当时还属于一种新发明，尚未真正付诸实施。

　　清代末期对于“西学”书籍的引进，伴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而不断发展变化，按傅兰雅在1878年《翻译西学事略》中称，江南制造局共译各类“西学”图书143部，但据《上海制造局图书总目》载，实收163部。此后到1896年据《西学书目表》所作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译著“西学”图书354部。至1899年《东西学书录》统计，此时期译著书籍数量已达568部。足见二十年时间，译著“西文”图书成倍增长。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所起的带头与推动作用。清末的“西学”输入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同文馆设立之初，在《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疏》中曾提到“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尤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逐可雪其耻乎！”这样的疾呼，在“夜郎自大”的泱泱大国，是首发其难的。甚至过了很久，尚未被后人真心地接受。

　　从《中西闻见录》到《格致汇编》，系统地反映出清朝末年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认识与了解的过程，从“师夷之技”到“效法西方”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江南制造局的出现给了实践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舞台，《格致汇编》的出版，将原有的翻译和引进西方法学著作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及以后在上海出现的各种出版机构，成为当时中国了解西方的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