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高考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诸平：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副局长

　　7月18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公布了《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是目前公开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

　　方案的基本原则，是保证教育公平；改变以分数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和学生的选择权等。具体的建议包括：

　　考试：1.考试科目多轨化：改变现在只分文科理科的考试方式，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地方性高校和高职院校三大类，再分为文科、理科、工程技术科、生物和医学科、艺术和体育科等不同科类，为不同学生配不同的“考试套餐”；

　　2.变以知识水平测试为主向能力水平测试转变；

　　3.增加一年中的高考次数。

　　招生和录取：1.均衡各地招生名额的差异；

　　2.改变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的倾向；

　　3.减少和废除定向生、保送生、文体特长生等特殊政策；

　　4.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比如高校可以自行命题考试，或是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试科目、增加面试；

　　5.赋予学生选择高校的权力，即，一个学生可以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

　　6.强化高中会考制度，实行高考社会化。使高考结果与高中学校相隔离。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一个民间的教育研究机构。在新闻发布会上，杨东平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主题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讴歌上。现在应该从单纯的怀旧转向改革，转向未来。

　　对于这份“自下而上”的民间方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人士和民间努力探索高考改革的精神“值得称道”。“教育部会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他还说，“高考改革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7月22日，本刊特约杨东平与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前副局长、督导室主任诸平，就这份新出炉的《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展开一场对话。前者，是研究教育的学者，后者，是多年的教育实践者，他们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各有自己的思考。

　　高考改革中最难的和最容易的

　　诸平：看了这个方案，感觉不是特别标新立异。其实我们的高考从1977年开始恢复，到现在30年了，除了前六年以外，高考制度一直不断地在改，但是变来变去，一直很难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这种规律到底在哪？我觉得这个方案就是失之于过于具体。似乎是现在有了什么问题我们就出一招，再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再出一招。我们缺什么考虑呢？高考规律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到“改变以分数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现在江苏提出的一个高考改革方案，已经在改这个。它是除了学习成绩分数以外，在德育方面不合格，还要有10%的淘汰率。但是，这种德育的标准，严格说是无法考核的，我们无法用这种标准不让一个学生考大学，这很不负责。

　　我认为，高考的规律有两个。第一，高考要选拔的是什么呢？我们一直认为，是在选拔人才，其实不是。高考只是在选有能力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他将来能不能成为人才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第一，他的学习成绩必须是符合高校学习标准的，他是不是某方面的怪才，并不重要；第二，考试考的肯定是共性的东西，否则就是不公平。有学生说我会养一种别人都不会养的动物，但是跟你未来在高校的学习有关吗？能凭这个招你吗？所以，高考应该是一个有鉴别度的考试，把最优秀的10%挑出来。而德育的标准，是不具备鉴别度的。

　　杨东平：我认为在我们的方案中，最难实现的，就是所谓“综合素质评价”，就是诸平讲的德育考核。现在对这块内容主要是在中考进行尝试。当它不放在中考分数里时，效果还挺好。一旦把它计入中考分数，问题就来了。这里的主观因素，是极难把握的。我想，这应该只是一个改革的长远目标吧。

　　而在这个方案中，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就是高考的多轨化：多出几套试题，多举办几次考试。其实在上海，已经在开始尝试：今年已经把高职高专的考试与高考分开了。他们测算过:考高职高专的学生，大概占到高考生的三分之一，这样，他们就被从题海大战中解放出来，他们为什么要和那些准备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一起准备考一张卷子呢？

　　政府的压力传递

　　诸平：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高考尽量不要再增加学生的负担。比如你说要强化高中会考，将高中学习成绩纳入高校的录取评价之中。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高中会考都是走过场，也没有学生重视。但是当时江苏想这样改，那个考试方案在会上一公布的时候，我就说学生负担会越来越重。原来他还可以不把高中会考当回事，主要精力都用在高考的课目上，现在，等于是他一门课都不敢放松，他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的个性发展和他有兴趣的东西根本就没法发展。结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在江苏，现在高中会考街上要开警车，跟高考一样，你说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杨东平：强化高中会考，本意是为了将高考和对高中的评价分开。这与对学生本人的评价，是两个概念。其实高中会考与综合素质考试一样，都可以用等级制而不是百分制，即：优、良、合格、继续努力四档。你说，百分制里面的差一两分，究竟有多大差别？

　　我认为在学校中，大多数评价其实不必要用百分制，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要大大地淡化百分制。就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要求有五门课都得A就行了，这比一分半分地算更有意义，人的智力不是靠多少分来算的。

　　诸平：采用百分制，不就是为了把人鉴别出来吗？这就又说到高考制度本身了。

　　不过我倒是同意，高中会考对于学校和学生，是两个概念。会考是政府对高中教育的管理，是政府对高中教学的引导，它与学生进入高考的时候把它列入成绩，应该是两个概念。把会考跟高考分开其实是对的。高考是选拔性的，而会考是合格性的，用选拔性考试来指挥中学教育，然后又指导学生，会怎么样？那就是压力传递。

　　我知道在北京的海淀区曾有“600分工程”，就是说我们区要达到多少个高考600分的考生。在有的区，一个学校上一年出了高考状元，下一年没有，区委书记直接冲那个校长拍桌子，为什么今年没出状元？

　　政府就这样把压力传递给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又把这个压力传递给学校，学校再压向每一个学生，都是通过指标向下压的。政府的眼睛就盯着尖子生。

　　杨东平：1983年的时候，北京曾经试点过，改变用高考升学率来评价高中，为高中排名，1990年代这一做法开始在全国推开，深受学校和老师的欢迎，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人为原因，比如某些领导卸任了，就停了。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高考制度改革，从来就缺乏一个长远的清晰的目标。

　　高考制度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杨东平：这里我想回答诸平一开始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改，却总也不理想。我想，我们改的，只是大家今年反映这个问题，就这里改改。而对于20年以后50年以后到底是什么目标，主管部门心里是没有的。我们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时间也不短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对这个制度有一个好的设计的话，经过30年以后的微调，也能调得很好了。而且，这些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的改革，就是3+1/3+2/3+X什么的，改来改去没有跳出科目改革的思路，缺乏大思路。

　　这几天我和大家讨论，现在意识到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的改革缺乏动力，老百姓的动力是有的，社会舆论压力也是有的，但是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改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缺乏动力。

　　比如我们方案中提到，将一次录取改成多次录取，让一个考生可以收到好几个高校的录取通知。这样对高校来说，本来它招生工作一个月就完了，现在要变成几个月，高等学校会觉得很麻烦。对它们来说，没有内在的要求。

　　诸平：这事我觉得要是想做就容易做到。比如香港的大学都是这样做的。

　　杨东平：这里想说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改革的设计、改革的推动都放到政府部门身上，这个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像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教育改革都有一个社会人士组成的教育审议会，在台湾后来组成了以李远哲领衔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校长组成的教育改革咨询委员会来主推教改，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制定、关注教育制度改革发展的长远问题。

　　整理/黄艾禾

　　(实习生曾东萍、林赛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