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是我惟一生存方式

　　拍电影是我惟一生存方式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辞世

　　“我只关心人”。这是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名言。几乎在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柏格曼去世的同时，意大利当地时间7月30日，这位比柏格曼更为中国影迷熟知的世界级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也永久地闭上了双眼，享年94岁。自1985年中风至瘫痪以来，他渐渐失去了言说能力，靠着别人的帮助和肢体语言艰难地拍了一些影片，比如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云上的日子》，但许多拍片计划至今都仍停留在初期，永远也无法实现。

　　据悉，安东尼奥尼去世时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当时是罗马时间20点左右。得知他的死讯后，罗马市市长感叹：“安东尼奥尼的去世，不仅让我们损失了一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也失去了一位现代大师。”

　　《云上的日子》中国观众熟悉

　　安东尼奥尼的职业生涯历经60多年，完成20多部影片，他真正获得世界性荣誉是在1960年，他执导的《奇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奇遇》和随后的两部影片《夜》、《蚀》并称为“人类感情三部曲”。《夜》获得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蚀》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放大》则获得奥斯卡提名。此外，他还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与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合拍的《云上的日子》在目前各大网站的调查中，位列中国观众最喜爱的安东尼奥尼影片之首。2004年，已逾90高龄的安东尼奥尼仍继续履行着他的人生信条——“拍电影是我惟一的生存方式”，与斯蒂文·索德伯格、王家卫联合导演最新作品《爱神》。

　　他一直将影片的重点放在人物，尤其是中上层社会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并非以戏剧性的冲突来构造情节。《奇遇》完全打破了传统一线式的故事叙述手法，而以追随主要人物的心理及情绪发展来铺陈故事及探讨问题。《夜》、《蚀》等刻画了现代人因缺乏有效沟通而苦闷孤独，充满了浓厚的安东尼奥尼式悲观情结。

　　1964年的《红色沙漠》是他首部彩色电影，被誉为象征男女平等的影片。1996年的《放大》延续了这种风格，片中女主角莫妮卡·维提是他多年的女友，安东尼奥尼启用莫妮卡拍了上述的3部曲及本片后，将她捧为国际红星，但之后两人劳燕分飞。

　　纪录片《中国》引来巨大争议

　　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到正处于“文革”期间的中国，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这部电影拍摄历时22天，长达220分钟。拍摄时周总理曾将他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他们使用。然而，《中国》拍摄完成后，他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的双重抨击。

　　根据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描述，影片中，在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里，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但有些镜头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1974年，中国政府严厉批评该片“丑化中国人”。

　　安东尼奥尼1975年曾这样说：“我出发去了中国，中国让我心情开朗，随后又马上带给我苦涩。那5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的手，让他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崔卫平也因此对安东尼奥尼提出了质疑：拍摄苏州河面上贫困的船工，却失去了深切的关注和不懈的追踪，“中国这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们，更像是一道旅游风光。”

　　但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却直言《中国》这部片子的价值：“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这种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

　　本报记者　陈祥蕉　实习生　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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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人眼中的安东尼奥尼

　　在学生时代，我在专业上受到安东尼奥尼很多影响，看过他很多电影，也看过他很多书。我还记得他对空间的描述，是说沉浸到一个空间里10分钟，可以与它做交流。那时，我才顿悟到空间也是有生命的，是可以触摸可以交流的。多年前，在看《奇遇》时，主人公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妈妈，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这让我发觉安东尼奥尼的睿智与敏感。——贾樟柯(导演)

　　因安东尼奥尼年事已高，很早就瘫痪了，所以哪怕我有机会去国际电影节，也没有机会和他正面接触。但我最喜欢他的《奇遇》。　——章明(导演)

　　安东尼奥尼是我的偶像。也许不是因为他们俩的缘故(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的接连过世)，自杨德昌走后接二连三走了那么多大师。也许是阴天下雨的缘故，对我们这些接受电影教育的人来说，真的很难受，心情很低落。

　　——《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

　　图：

　　影片《放大》曾获奥斯卡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