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先林（中）在实验室里与学生共同分析航空摄影仪。
新华社记者 袁 满摄
刘先林是谁？
学者？搜尽全部科学文献，他的论文星星点点——“不像”！
名人？翻遍所有公开报道，他的文字片语只言——“不符”！
院士？细细打量全身上下，他更像一位老工人——“不信”！
不喜欢猜谜的刘先林，却向世人出了一道难解的谜题。
“要带头自主创新，不要带头只搞引进”
68岁的刘先林喜欢人们称他“老刘”。
初进单位的大学生叫不出口，依然尊敬地叫他“刘老师”，刘先林纠正道，“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就是同事，不用叫老师，叫老刘就行了。
”
刘先林不喜欢人们称他院士，人们也很难把他与“院士”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刘先林说，测验工作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家里悬挂的地图。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让人把美丽的地球搬回家。
“刘先林是不修边幅的奇才，这些年一直"本性难改"。”武汉大学张祖勋院士评价说。
有一次，新疆一个测绘单位的总工慕名来京见刘先林，但直到进了刘先林的办公室，仍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皮肤黝黑，穿着“太不体面”的“老师傅”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先林院士。
在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三楼，推开一间写有“院士”字样房间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工厂车间”。几年前，单位给刘先林配备了这套带里外间的办公室。如今，里间被刘先林改造成实验室，外间则成了和其他同事集中办公的地方。
刘先林不习惯“当官”。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火箭院长”——没有任何当“官”经历的他直接被任命为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院长办公室和科研工作室不在一层，刘先林干脆把院长电话直接接到科研工作室，工作室变成了院长室。
刘先林的“专车”至今让许多人念念不忘。
上世纪80年代，刘先林买了一辆三轮车，嫌骑着不舒服，便实施了大幅度的“技术改造”——车把的位置往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货厢上，可以半躺着骑，“既舒服，又省劲儿”。从此，这辆特殊的三轮车就成了刘先林长期的代步工具。
“我只懂测绘。”面对众多单位发出的邀请，刘先林重复的总是这句话。
刘先林不爱“兼职”，但面子薄，架不住人家的再三邀请。“既然兼职，就不能只挂个虚名。”刘先林开出条件。2004年，河南理工大学测量学院特聘刘先林为客座教授，不久，这个学校的航空摄影测量应用研究一跃成为该校的优势项目。“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院长郭增长很是感激。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宫辉力介绍，刘先林兼任该校客座教授，“几乎每周都与学生讨论课题，结果参与讨论的学生越来越多，讨论地点由小会议室转移到大会议室，后来演变成实验室每周一次的学术沙龙。”兼任着三个学校的客座教授，刘先林名义收入几十万，但实际“分文未取”。学校、老师、学生都成了他的受助者。
“我们这一代人是承上启下的过桥板、铺路石，一定要带好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对年轻人，刘先林有着特别的关爱。
“跟刘老师学东西就是快。”学生邱懿说。原因很简单，“他压你干，逼你干，帮你干，教你干，怎能不出成果？”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主要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作为党员知识分子要带头自主创新，不要带头只搞引进”。经过28年的等待，48岁才入党的刘先林很在乎“党员知识分子”的身份。“我是党培养的科学家，在一摞获奖证书中，最珍惜的是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在今年国家测绘局庆“七一”表彰大会上，作为优秀党员代表发言的刘先林袒露胸襟。
“看到国家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设备，我心如刀绞啊”
刘先林爱笑。
他最近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是在两个月前。
2007年5月的一天，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宣布了一条喜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航空测量仪通过了专家鉴定，其整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内行人明白，这意味着中国数字航空测量仪被国外垄断的局面将被打破，中国航空摄影测量采用胶片的历史将被改写。
身在鉴定会现场的刘先林挽了挽袖子，黝黑的脸庞露出羞涩的笑容。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使用的先进测绘仪器90％依赖进口。20年后，"国货"已经覆盖国内市场的90％以上，并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道出沧桑“巨变”发生的原因，“刘先林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创造者。”
1958年，19岁的刘先林考入武汉测绘学院，正式踏入测绘这个行业。报考大学时，刘先林一眼就盯上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航空摄影测量”专业。“专业里有航空二字，一定很好玩。”刘先林像发现了宝贝。入学通知上写着两句话：祝贺你，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祝贺你，“幸福的使者”。
怎么成了“幸福的使者”？刘先林一头雾水。“测绘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搞建设必须测绘先行。”学校老师向刘先林解释：“你们每到一个地方，意味着那里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使当地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测绘工作原来这么伟大！”抱着“好玩”的心情“投奔”测绘的刘先林顿时来了精神，“这辈子就搞测绘！”
穿山，涉水，风餐，露营……大学期间，除了没有“飞上天”，测绘工作的辛劳刘先林开始一一品尝。
“苦！”刘先林感叹。
苦不可怕，刘先林最怕有苦无功。但是，短暂的测绘工作体验后，刘先林开始着急，“国内的测绘技术水平太低了，测绘仪器的制造水平太低了！”
测绘工作对仪器有很强的依赖。很多仪器国内没有，只有向外国买。价格没商量，质量却没保障。
刘先林“心疼钱”，尤其是“心疼国家的钱”。
“看到国家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设备，我心如刀绞啊。”刘先林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
“一定要搞出高质量的测绘仪器，与国外产品一比高低！”年轻的刘先林暗暗发誓。
40多年过去，如今已近70岁的刘先林终于实现了他的誓言。可又有谁知道，这40多年中，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别人搞研究追求热点，他是立足国家需要搞科研”
刘先林“聪明”。
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李德仁院士评价老同学，“学什么什么成，学什么什么快。”有例为证：“从没摸过小提琴，苦练一个月，居然就能上台演出！”
老同事周祚域对刘先林心服口服：对象棋原本一窍不通，看着看着就学会了，没多久竟然就能战胜“老棋手”！
但是，刘先林的聪明并不光体现在这些“小把戏”上，刘先林的心思更没集中在这些“雕虫小技”上。
1962年，大学毕业的刘先林到了北京，分配到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这完全出乎刘先林的意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刘先林对来京工作本来“没有任何奢望”。“我能进来，要感谢时任研究所党委书记的王殿卿的毅然拍板。”刘先林至今心存感激，“这件事让我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和党组织的关怀。”而让刘先林终生难忘的是王殿卿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科研人员要深入一线，为一线生产服务。”
“别人搞研究追求发表文章，追求热点。他是立足国家需要搞科研，国家需要什么就研制生产什么。”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童庆禧院士评价道。
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急需1∶10000大比例尺地形测图。任务定了，难题也来了：原来的图解式平面加密方法精度低，必须找到新办法。刘先林主动请缨，一年时间不到，新方法诞生——“坐标法解析辐射三角测量”。用这种方法，既把加密精度提高了一倍以上，又省去了大量野外作业，1∶10000比例尺地形图的绘制难题迎刃而解。让刘先林没想到的是，这种方法竟成为我国航空测量规范中第一个中国人创立的方法！“这并不是单位明确下达的任务，只要是生产急需，我就坐不住。”刘先林事后回忆说。
长期以来，我国的先进测绘仪器主要依靠进口。
“选择从国外引进，还是选择自己研制，境遇截然不同。”刘先林明白，“选择引进，是众客商备加宠爱的买主；闯自己的路，无论从外部到内部，都将遇到比科研更大的压力。”
“所有的压力在民族自尊心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刘先林没有退路。
寒来暑往，变化在悄然发生。
1984年，以刘先林为组长的课题组研制成功正射投影仪，这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大型航空测量仪器，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生产这类仪器的国家。刘先林开始令世界侧目。
三年后，刘先林开始令国外厂家“不安”。由刘先林主持研制的ＪＸ—1解析测图仪横空出世，并大举收复解析测图仪国内市场。不到一年时间，ＪＸ—3解析测图仪问世，性能比国外的好，价格却是国外的1／5。面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风头，国外同类仪器只好大幅降价，但已无力回天。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颁给了这台“功勋测图仪”。
“国外不可一世的大型精密航空测量仪器终于被国产货取代了！”刘先林好不惬意。
1998年，世界再次瞩目中国。由刘先林团队研制的ＪＸ—4Ａ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问世，我国测绘技术开始了由模拟向数字的跨越。“过去测量地形是在野外进行，有了这套仪器，可以把地面模型原封原样搬到室内来，而且这个模型和地面完全一致！”刘先林一脸的得意，而更让刘先林得意的是它的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10！”3年后，刘先林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时的刘先林已年过60岁，“可以功成身退”。
“刘先林在搞数字航摄仪！”几年后，刘先林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数字航摄仪是我国测绘发展的瓶颈问题。“进口一套要花1600多万元，简直是超额利润！”刘先林不能忍受，而让刘先林更不能忍受的是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4年寒窗，我国首台数字航摄仪——ＳＷＤＣ数字航摄仪问世，紧接着，刘先林团队研制的四拼镜头数字航摄仪（ＳＷＤＣ—4型）研制成功。
“我就是要让大家相信，中国的东西不比外国的差！”
刘先林搞科研注重实效，注重科研工作本身的含金量，而对于别人看得很重的论文却不以为然，认为“这些都是中间过程。”他从事科研工作40多年，所有论文加起来不超过20篇。
“不仅仅是填补科技空白，更要让科研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评价科研工作的好坏，刘先林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只在实验室里做出成果就完了，那最多是用国家的钱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刘先林认为，“实验室科研只占整个工作的10％到20％。如果发明要花两分力气，那么推广就要花八分力气。”
“在创新方面要向音乐家学习，永远拿出新东西；在产品化方面要向厨师学习，做出来的饭都要被人吃掉。”同事们对刘先林的这两句话耳熟能详。
“他就是一门心思要搞出急国家所急的成果，并且要让它得到社会的认可，市场的认可。”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双占对刘先林知根知底。
刘先林说：“我就是要让大家相信，中国的东西不比外国的差！”
但是，要让自己研制的“新生儿”被市场接受却并不容易。刘先林将目光锁定在了服务。
“我们的产品，用户说好，不必往心里去；用户反映的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刘先林提醒着自己的团队。而在同事和用户看来，“刘院士对用户几乎是有求必应”。
一次，南京一用户反映，有一台仪器不能正常工作。刘先林带领几个年轻人急赴南京，忙碌好一阵，当刘先林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时，对方愣没敢相信他就是大院士刘先林。事后查明，故障并不是出在仪器上。
为了帮助客户维修调试仪器，刘先林挨过饿，翻过墙。
“您是院士，这种维修服务派别人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自己亲自去？”同事们很不理解。刘先林回答：“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亲自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是树立用户对国货信心的最好方法。”
“个人的努力非常有限，国家对国产设备的支持太重要了！”刘先林回忆说，在推广ＪＸ—3解析测图仪的时候，当时大家外国仪器用惯了，突然转到中国仪器很不适应。但是国家测绘局给了一个政策，买国产设备，测绘系统给予一半的配套投资。“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刘先林说，“它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全部用进口设备改成试用国产设备。这条路一旦打开后，路子就越走越宽”。
“刘先林没有失败的课题，做一个成一个！”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继贤说。如今，与武汉大学的另一产品一起，“中国制造”已经占据95％以上的国内数字化摄影测量仪器市场份额，并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
“科研工作是百起百落，像是在地狱里爬行”
刘先林只说实话。
“祝贺你们进入了地狱的大门！”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时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刘先林给了一个“下马威”，“科研工作很辛苦，像是在地狱里爬行。不仅如此，而且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一不小心很可能会被扣在地狱里。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才能最后爬出去！”
地狱的感觉是什么？刘先林举例：研制测绘仪器时，一无现成图纸，二无参考资料，三无资金支持。“从搞一个项目到产生一定的规模，一般要历时十年左右，前几年都像在地狱里一样。”刘先林感叹，“科研工作是百起百落，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不可能成功。”
在老工友文沃根的记忆中，“加班”成了刘先林留给自己的最深印象，刘先林深夜敲击键盘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荡。
“许多重要的想法、重要的方案、重要的思路几乎都不是在八小时以内想出来的。一旦工作上了手，就放不下。”刘先林对加班有着自己的解释。
“等高线曲线拟合”是刘先林啃过的一块硬骨头。当时计算机的水平很低，介质用的是纸带，容量非常有限。为了把极为复杂的等高线数据都记录进去，就需要对等高线进行“拟合”，把数据的冗余度压到最低限度。这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苦力活。几易寒暑，精美的等高线最终“出炉”。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仔细“研究”了刘先林编写的等高线拟合程序后，荷兰一个专家团惊叹：“这个程序的水平是国际先进！”而细心的人们发现，几年前还一头黑发的刘先林如今头上已是一片花白，那时的刘先林刚刚40出头！
“仪器早一天研制出来，就可以早一天打破国外产品的垄断。”1988年春节期间，为把ＪＸ—3解析测图仪的主机早日由单板机提升为系统机，等不及同事放假回来，刘先林硬是把大儿子拉上，爷儿俩在实验室苦干数日，“累得最后腰都直不起来了。”就在这一年，ＪＸ—3解析测图仪研制成功。
“经常看到刘院士紧缩双眉，眼睛死死盯着一个地方。”刘先林思索问题时的“经典表情”为同事们津津乐道。
野外实验是测绘仪器研制的重要环节。数字航摄仪的试验进行得异常辛苦。
“刘院士胆子真大！”课题组同事左建章自愧不如。
2006年4月的一天，为取得数字航测仪的第一手资料，刘先林第一个登上主要用于喷洒农药的蜜蜂三型小飞机。“40分钟了还没有回来！”现场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种飞机一次一般只能飞35分钟！
“只有亲自上去了，才能看到仪器的工作情况，才能知道在工作当中怎么操作，会产生什么问题。”看着大家惊魂未定的样子，刘先林开玩笑说，“环境条件差一点，我们就用人力补其不足，这叫做"以软补硬"。”
还有一次，刘先林率队到山西稷山县农村做试验，和大家一样早出晚归，风餐露宿。一天，突然下了大雨。“雨下这么大，您就别去了。”大家纷纷劝说刘先林。“走，买雨具去！”刘先林“命令”道。试验在雨中继续进行。
几个月下来，刘先林“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个仪器过去都是从国外进口，而且势头很猛，为了不受制于人，必须尽快国产化。”在试验结束回北京的路上，刘先林向同事们道出了“性急”的原因。
试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研制的数字航摄仪不仅可满足生产需要，而且不逊于任何外国产品！
“走出地狱就是一片光明，那种成功的欣喜是不可比拟的。”刘先林这样形容那时的心情。
“刘院士很特别，但却是我们的典范！”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员李加洪深情地说。
这是一句肺腑之言，更是对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崇高评价！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