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芳刘先林简历
刘先林 男 中共党员 1939年4月19日生于桂林，籍贯河北省专业与专长 摄影测量与遥感 测绘专家
1962年从武汉测绘学院毕业后，来到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
1992年组建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1995年1月—1996年12月，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
1996年12月至今，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1983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当选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散乱地摆满仪器，迎面一张磨得发白的桌子上堆了半米高的四摞书，书堆里“埋”着一个白头发老头儿，穿着一件老旧的T恤衫，手边放着一把没了盖的大茶壶。
这个看上去大大咧咧、啥都不讲究的老头儿，毕生研究的是最为精密的航空测量仪器，他的成果曾经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排名第一。
他，叫刘先林，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一个会省钱但不爱钱、工作狂却也顾家、思维大胆却穿着朴素的老头儿。很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这位68岁的布衣科学家身上和谐共存。
不爱钱的“抠门”专家
刘先林不穷，由于研究的成果卖得好，他每年有40万元的年薪，但是他对钱模糊得可爱。
他的万利达牌手机已经坏到用透明胶条缠了好几圈的程度，还不换新的。老刘说，这样的手机，贼不惦记。
办公室有一把铁架木板椅子，上个世纪80年代学校教室里很常见的那种，跟了他20多年。老刘说，坐在硬板凳上才能研究出硬产品。
那把没盖、已经被茶叶染成褐色的咖啡壶，陪了老刘十几年。老刘说，这个够大，方便。
就是这个不爱钱的老头儿，一投入科研工作就格外精明，一遇到国外产品漫天要价就变得非常抠门儿。
一次，他与瑞士一家厂商谈判引进解析测图仪，一个拷机程序竟要价5000法郎。刘先林直摇头，几句话道破程序的奥秘，对方马上把价格降到1000法郎。
1980年以前，我国自己研制不出精密航空测量仪器，全部依赖进口，国外厂商高价出售技术不成熟或接近淘汰的产品。
“看着国家花那么多钱买回这些产品，我觉得心疼啊！”
一次在德国，一位专家向刘先林展示他设计的仪器:“这种复杂的光机电综合仪器你们搞不了，还是研制单纯光机型吧。”这番话刺痛了刘先林作为科研人员的自尊心:“我要证明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中国人在国内干，一样能成功！”
为了争这口气，“土著”科学家刘先林憋足了劲，一干就是30多年。
1988年，他主持研制出JX－3解析测图仪，结束了我国解析测图仪全部进口的历史，占据了80％的国内市场。解析测图仪就是把卫星和飞机拍摄的照片数字化，通过计算机专用软件进行处理，转化成可以使用的数据。这一成果获得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副院长陈世培还记得，1983年，一台进口解析测图仪的价格是120万元人民币，而刘先林研制出的测图仪只需30多万元。香港有一家企业专门将国外解析测图仪卖往内地，刘先林的测图仪问世后不久，这家企业就关门了。
10年后，JX－3解析测图仪技术又面临淘汰，国外产品大举入侵之势再次出现。
1999年，刘先林又研制成功JX－4解析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这一产品和武汉大学研发的一项产品一起占领了国内95％的市场，同时还出口巴基斯坦、美国、日本、泰国，价格只有国际其它同类产品的几分之一。在航空测量这一尖端精密的科学领域，国产产品不但实现了替代进口，还走出了国门。这一成果获得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样是排名第一。
在科技界，能获得一次国家科技一等奖就很了不起，可以当院士了，10年内连续两次获得一等奖的，非常罕见。
时间来到2002年，由于数码相机取代传统相机，航空摄影机也面临换代。一台进口数字航摄仪价格为1600万元，国内已经进口十多套。“抠门儿”的刘先林又心疼了，早已功成名就的他，重新披挂上阵，带着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开始苦苦奋斗。今年5月底，4拼镜头的数字航空摄影仪获得专家鉴定，成功用于测绘生产，而价格只有400万元左右。
朋友劝他:院士也当了，科技奖也得了，很多像你这样的专家都不做项目了，科研是有风险的，失败了，名声也就毁了。刘先林没有把名声放在心上。他说，如今技术更新非常快，科研人员的创新也不能间断。
有人给刘先林算过一笔账，这些年来，他的研究成果为国家节省资金近2亿元，创汇1000多万元。
国产化的价值远非如此。另一位测绘界的专家张祖勋院士说:“我国这几年发展太快，水电、铁道、地质、冶金、农林、城建，每个行业要发展，都需要测量数据作为基础。测绘仪器成本下降，可以满足更多行业的需求，有力支撑国家建设。”
为国家省了2个亿的刘先林干的最奢侈的一件事，是10年前买了一辆普通捷达车:“有车能更快地干活。”
如今，刘先林担任着三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仅此一项，每年就应有30多万元的收入，但他全部都留给学校用作学生的科研经费。
老刘说:“我只拿一种钱，就是科研成果挣来的。”
穿着老土的“巧手”专家
刘先林是个不修边幅的奇才。
几年前，一位国家测绘局领导来调研，车子快到研究院时，看见一个白发老头，一边裤腿高一边裤腿低，蹬着辆三轮车，到了研究院门口时一下子就拐了进去。领导心想，测绘研究院也不是谁想进就随便进的，怎么来了一个收破烂儿的呀？追到前面一看，原来是刘先林。
这次采访的第一天，记者们就领教了这位“布衣”院士的风采。刘先林坐在主席台上几位领导中间，很突出，很另类。黝黑的面孔，灰不溜秋的T恤衫，活脱脱一副老工人师傅的打扮。
“这比起以前穿着老头衫、大短裤去人民大会堂领人大代表证，已经进步多了。”一位测绘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说，“刚才上台前，我看见他很认真地把T恤衫往裤子里掖了掖。”
“他对穿着不认真，是因为他的兴趣点不在这儿。”跟他共事了34年的周祚域非常了解他。
从学生时代起，刘先林就是一个爱动脑、爱动手、不爱动笔的人。
1958年，他因为觉得航空好玩，误打误撞，考入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师从“中国航测之父”王之卓。这位老师教出了三位院士:刘先林同班同学里有后来的两院院士李德仁，高两届的师兄里有另一位院士——张祖勋。
“我跟刘先林不同，我笔记记得很好。他上课没笔记，但成绩数一数二。”李德仁院士回忆，“毕业后我们俩都分到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他不爱写论文，但成果不断。”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些有实用价值的新东西。”刘先林自己坦言。
刚毕业那会儿，刘先林每月几十元工资，却花一百多元买了一台当时刚刚出现的无线电收音机，为的就是拆开看看它是怎么攒的。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可以播放《东方红》乐曲。但在此之前，刘先林就会用电脑做音乐。刘先林在大学就会吹黑管、拉小提琴，测绘局购置了计算机后，头脑灵活的刘先林把音乐和计算机结合在一起，编了一组音乐程序。同事们还记得，一走进机房就能听到计算机播放的《北京的金山上》。
住在研究院宿舍的老邻居们至今对他那辆“月球车”念念不忘。上世纪80年代，刘先林买了一辆三轮车。他对车型不满意，自己动手进行改造，车把的位置往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货厢上，可以半躺着骑。他说:“这样心脏到脚的高度差小，省劲儿。”骑着这辆“月球车”，他上班下班，出去办事，回头率极高。
把新皮鞋剪一圈洞治脚气；用自来水冲眼睛治白内障；出差时睡觉怕吵，塞耳朵不用棉花用手电筒的灯泡，因为灯泡真空，隔音效果好；在干校开拖拉机，他蹲着开，说这样减震好，不得胃下垂……千奇百怪的想法，层出不穷，每个都是他亲身实验的创新。
刘先林说:“创造，是人类的高级需要。”40多年的工作里，他能不断超越自我，填补国内空白，把国外产品挤出去，也许原因之一就是对科研创新的迷恋。
中国测绘研究院研究员潘新若记得，1988年，院里要提交“七五”计划，当时刘先林在美国，就去信问问他有什么建议。刘先林的回信只有两张图纸。画的是一个测量机器人，上面详细标注着，与真人等大，关节可以怎么动，眼珠能够咕噜咕噜乱转。
“这个设计太超前了！我们不能写入计划，因为"七五"期间根本实现不了。”
由于有更紧迫的任务要完成，这个构想至今还没有排进刘先林的日程表。作为一名“科研迷”，他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创新的心始终年轻。
讨好用户的“国产”专家
“科研成果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生下来就不管了。”搞科研，刘先林有自己的标准，做出来的东西得有用、好用。
一次，刘先林研制的一台仪器不能正常工作，本来不是他的责任，但他带着几个年轻人赶到南京，连续干了十几天，每天干到凌晨两三点。
有人说，你是院士，这种维修服务，派个人去就可以了。刘先林回答:我自己去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是树立用户对国货放心的最好方法。
1962年9月，刘先林到测绘研究院报到的第一天，当时的党委书记王殿卿告诉他，今后的工作要为基层服务，为生产一线服务。
这句话，刘先林记了一辈子。
当一些科研人员陷入写报告申请课题、要钱、分钱、花钱、成果束之高阁、再写报告申请课题、要钱的怪圈时，刘先林怀揣一颗“讨好用户”的心，认认真真研制着一些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
来研究所不到一年，他就研究出一种测绘新方法——解析辐射三角测量，加密精度提高了一倍，野外人工作业减少了一半。这种新方法当时就在全国推广。
“这不是单位下达的任务。只是我觉得这是生产急需的，就下力气去研究。”
刘先林认为，科研人员应该向三种人学习:在创新方面向音乐家、文学家学习，永远拿出新东西；在产品化方面向厨师学习，做出来的每顿饭都被用了。
“成果被社会承认所获得的快乐是其它任何快乐无法比拟的。”
为改变我国长期不能生产丘陵、山地正摄影像图的局面，刘先林经过几年探索，于1984年研制成功了数控测图仪、ZS－1正射投影仪，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生产出这类仪器的国家。
研制仪器时，刘先林会邀请生产单位的作业员来参与，把生产作业的需要当成仪器研制的灵魂。生产单位需要什么功能，他就在仪器上设置什么功能。
即便是这样，在当时全部使用进口仪器的国内市场，要想打出国产仪器的一片天空，谈何容易。
为了让生产的产品用得上，刘先林从一个院士、科学家，变成了企业家，甚至作业员。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最大的测绘局——陕西测绘局，从没用过一台国产仪器。JX—3解析测图仪研制出来以后，刘先林提出，先给你们两台用着，用得好再给钱。陕西测绘局数字化队队长翟群英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先林的情景:运仪器的卡车到达后，一个50来岁的人夹在年轻人中间跟着卸货，到了屋子里，伏下身就开始组装。直到有人叫他刘工，翟群英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这台仪器的发明者。翟群英说:“后来我们又买了几台刘院士研制的国产设备，除了功能好用，服务也没的说，出了问题，刘院士基本随叫随到。”
至今，刘先林的手机仍然24小时开机，用户随时咨询随时解答。
永不下班的“玩命”专家
在刘院士的家里，找不到一本书。有人问他，您是那种下了班就不工作的人吧？
“不，我的脑子从不下班。很多重要灵感、思路都是八小时以外想出来的。”“欢迎你们来到地狱的门口。”这是刘先林当院长时对新同事的欢迎词。他有句名言:搞科研就像背着一口黑锅在地狱里爬行，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走出来。
刘先林研制的测绘仪器，基本上一无现成图纸，二无外国数据，完全靠自己摸索。从开始搞一个项目到产生一定规模，一般历时10年左右，“前几年都像在地狱里”。
搞科研不是三起三落，而是百起百落。“将要成功的成果像一个孩子在远处招手，让我进去吧”。
“每次遇到困难落下来都很难受，想放弃，可是体力恢复了，或者早上醒来又想到一个新点子，就又重新振作起来。”
满头白发是刘先林身上的一道“风景”。他的头发刚过40岁就白了，那时，他正在攻克拟合等高线函数难关。他天天加班，在楼道里就能听到他敲击键盘的声音，非常快，非常响，一直持续到深夜。1980年的国庆节，他3天假期从始至终在计算机房度过，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但这并不是刘先林的最高记录。
刘先林的儿子对小时候的一幅场景印象深刻，晚上，从研究所的院子望过去，整栋科研楼都是黑的，只有三层爸爸的实验室灯火通明。
与他合作搞科研的人都会觉得很累，今天刚想出一个方案，可能明天就自己推翻。他的态度是，如果发现原有方案不理想，宁愿全废掉，也要搞最先进的。
他不修边幅但在科研上追求完美，他奇思妙想但又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所以很多认识他的人说，刘先林是个有意思的怪人。他却说，我不怪，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干着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干的工作。
这是一个随性的老头儿。因为喜欢通风，他在家里墙上凿了很多窟窿。
这是一个平和的老头儿。上大学，稀里糊涂报了一个冷门专业，他没像师兄们那样闹专业情绪，既然报了就踏实地学；事业刚刚起步，单位就解散了，他到了五七干校，学会了开拖拉机，还开得挺开心；生活中，爱人有时会发脾气；他不气不恼，相互照顾至今。
“我害怕自己变成小名人，但为了宣传我们测绘行业，我愿意配合你们做好这次采访。”面对记者，刘先林仍是一贯的随和。
宁静致远。
在这个浮躁的都市里，也许正因为心无旁骛，他成果不断。
在漫长的人生中，正因这份平和的心态，他可以走得比别人更远。RJ181
图为刘先林院士和他主持研制的航摄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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