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改制工人不怕穷怕不均 投资者称无免费午餐

　   工人杨东丽：不怕穷，怕不均

　   特约记者 支维墉

    这场席卷240家国有企业的改革，8万名国企职工涉身其中，人的问题，成为改制中最困难的因素。

　　一场洪流，来得迅速而凶猛，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其“游泳”或“挣扎”亦千姿百态，其利害权衡、利益得失、理性与感情、冲突与顺从，交织成这一特定场景下的交响史诗。

　　细观一年多的改革历程，有人大刀阔斧，有人蝇营狗苟；有人振臂高呼，有人暗藏心机；有人脱颖而出，有人趁机寻租……一年多后，千帆竞过，水面涟漪未断，水下暗流犹存。

　　安置费之争

　　杨东丽（化名），34岁，一双如男人般粗大的手，深蓝色的工作服上油迹斑斑，一个标准是中国工人形象。

　　杨东丽双手交错着，显得局促不安，今年1月22日和6月20日兰州建筑通用机械总厂（下称“建机厂”）的两次堵门事件她都参加了。据说，那时她判若两人，“闹得很凶”，站在厂门口不让人进去，“看到国资委工作组的人和投资方老板就指着鼻子骂”。

　　故事的另一面是，外来投资者进入后她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6月份她工资是1678元，那是以前工资的两倍，按她自己的话说，“10年来从来没尝过1000块的工资是什么滋味。”

　　杨东丽是建机厂金工车间的工人，业务骨干。建机厂，始建于1965年，主要生产桩工机械、混凝土机械、塔式起重机械三类产品。和大多数兰州的老国企一样，建机厂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连年亏损，举步维艰。

　　14年前，20岁的杨东丽代表技校学生参加甘肃省技术比武，获得第19名，是当时入围前20名的两名女工之一。技校毕业后，杨东丽分配到建机厂，从20岁的姑娘到34岁的妇人，杨东丽在建机厂度过了女人最好的时光，其间，她结婚生子，波澜不惊地过着生活。

　　2005年前，建机厂如同一潭死水，杨东丽和所有工人一样，工资10年没有涨过，只有减少。活儿饱满的时候，她一个月可以拿个800块，没活儿的淡季，只有五六百元。因她是技术好的一线工人，这种工资在建机厂还算高的，那些辅助工，以及技术不熟练的一线工，有时候月工资只有二三百块，再扣去“五险一金”，有的人甚至会出现实发工资为负数的情况。

　　2005年国企改革开始，建机厂无可避免地卷入。当年10月15日，建机厂召开职代会，通过了《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市国企办于2005年12月29日批复同意。

　　同时，市国资委与外来投资者的谈判也由此拉开，“上海宝象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颐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意接盘。

　　2007年的1月22日，建机厂的职工突然爆发，开始对国资委进行长达11天的群体上访和围堵。杨东丽也参加了，现在她总结自己去参加1月份那次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对身份置换金不满意。

　　按照已经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全市统一，为每个月1000块的补偿金乘以工龄。杨东丽们为何不满意呢？

　　原来，工人们从企业中层处了解到，投资建机厂的投资方同时也收购了甘肃化工机械厂（下称“化机厂”），意欲将化机厂与建机厂合二为一，生产石油钻采设备。按照兰州市政府的政策，化机厂是省上下划的政策性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算下来一年1200元，建机厂是改制企业，一年安置费1000元。

　　杨东丽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凭什么一个破产企业的安置费要比我们一个盈利企业多？”

　　取消二次分配

　　建机厂工会主席张萍告诉记者，建机厂的领导一直对职工隐瞒企业真实情况，一直声称企业略有盈余。杨东丽们一直以为他们的企业效益虽算不上好，但至少不亏。于是百般不解。

　　围堵国资委的结果便是，杨东丽们第一次搞清楚自己企业的真实状况。建机厂非但不是一个赢利企业，而且早就巨额亏损。2006年一年亏损375万元，累计亏损2301万元。

　　国资委向工人们出示的资产评估结果显示：以200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建机厂总资产8090.7万元（其中土地资产4687.8万元，每亩70.8万元），总负债5431.8万元，扣除职工安置费用1681.1万元后，剩余的国有净资产为977.8万元。

　　一看到资产评估结果，工人们都傻了眼。但杨东丽们还坚持认为，既然都是一家老板接手，建机厂至少应该和化机厂职工获得一样的安置费。

　　“我们不怕穷，但怕不平均。”杨东丽描述工人们的心态时说。

　　这次闹事持续了11天，以兰州市劳动局仲裁委科长王建民来解答政策而告终。

　　大闹完后，4月份投资者进入建机厂，头4个月的过渡工资比过去平均增长14.6%，杨东丽这样的一线工人涨得更多，6月份她拿到了1678元的税前工资。

　　伴随着工人工资的增加，内部的调整也开始了。建机厂变成了新公司的一个分部，这个在岗人员341人的企业，有一半是管理人员和辅助工，新来的投资者开始进行结构调整，部分车间主任和管理人员被要求去一线当工人，工资的二次分配取消，车间主任在工资发放上拿不到任何好处。

　　6月20日，建机厂又大闹一次，几十名职工堵住工厂大门，要求外来投资者把他们的安置费和养老保险金交到退休，然后走人。杨东丽回忆：“车间主任们都很恼火，回来就让我们去闹。”工人们于是一拥而上，大闹了10天。

　　除了领导的因素，工人自身的心态也没有调整过来。“尽管投资者答应接收所有职工，但也只是签3年的合同，3年之后怎么办？”杨东丽这样描述许多工人的心态，“大家在国有企业呆久了，兰州的就业环境又不是很好。很多人担心被老板炒掉。”

　　但杨东丽表示自己的心态与大多数人不一样。“我有技术，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我觉得以我的技术，现在的工资还太低。”

　　那么以前拿七八百块工资的时候，怎么反而平静呢？

　　“那时候厂子是国有的，感觉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有感情，现在反正是帮人打工，也不存在感情的问题，就是看钱。”杨东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