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韧：“世界农业科学院”ＣＥＯ(图)

““世界农业科学院”ＣＥＯ王韧

　　7月23日，中国科学家王韧正式走马上任，成为新一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ＣＧＩＡＲ，简称ＣＧ，相当于世界农业科学院）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也是中国人首次问鼎ＣＧ最高职位。就在此前5天，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称，今年有28个国家缺粮，除中国和印度外，预计其他低收入缺粮国家的谷物产量将比去年有所下降。在此形势下接手，王韧肩上的担子显然不轻。

　　从120位专家中脱颖而出

　　几经周折，王韧同意接受《环球人物》的独家专访，地点就定在国际水稻所设在中国农科院的办事处内。这是他当年主持建立、也是他每次回国都必定来看看的地方。

　　记者：您为何能从世界各地120多位专家中脱颖而出？

　　王韧：国家的支持很重要，获悉ＣＧ要公开招聘秘书长的第一时间，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以及农业部、财政部的主要领导和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分别以个人名义向ＣＧ总部发去了推荐我的信件。

　　记者：他们为什么一致推荐您？

　　王韧：竞选ＣＧ秘书长，国际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前，我曾担任英国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秘鲁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联合国粮农组织病虫害综合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国际水稻所也工作了6年，对于ＣＧ整个组织及其工作流程、规则都比较熟悉，工作经验也相对丰富。

　　记者：在参加竞选的过程中，您认为自己在哪方面表现突出？

　　王韧：2007年3月5日，胜出的6名竞聘者进行了竞选演讲。演讲中，我用幻灯片展示了我理想中ＣＧ的组织机构：一个航天飞机系统。我说，科学委员会和总主任好比是宇航员；各成员国则是燃料箱助推器；ＣＧ下属的15个研究中心是航天飞机，是完成任务的主体；而秘书处及其他指导委员会就是地面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只有主体突出、分工明确，才能高效运转，缺了谁都不行。大家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甚至在演讲结束一两周后，还有人对我说他们喜欢这个说法，有远见、激励人心，让人想起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话：“我们要把人送到月球上去。”

　　记者：您的新身份就是主管这个系统的“地面控制系统”？

　　王韧：是的。过去，ＣＧ组织总部的秘书处只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2000年，秘书处的责任和管理范围被重新界定，负责整个组织的协调工作，为决策提供支持，为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提供服务。我认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益机构，ＣＧ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在竞选报告中给出了关于ＣＧ的许多设想，比如发展经济、解除贫困等。

　　记者：您的当选，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农业领域的话语权会增强？

　　王韧：我希望是这样，这也是人心所向。现在的很多国际农业政策，都存在一个导向问题。以生物技术应用为例，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新技术亟待推广、利用。可国际上反而更多地受到欧洲观点的影响——转基因生物很危险，会破坏环境。温饱对欧美发达国家已不是问题。在国际农业政策的很多方面，中国与多数贫困亚非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考虑，中国应该增加发言权。

　　借“昆虫”打出名声

　　提起现年52岁的王韧，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很国际化——1978年从山西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生，后赴美留学，获得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后，填补了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的研究空白；1992年当选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在参选ＣＧ组织秘书长之前，王韧曾在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任上干了5年。农科院许多和王韧共事的人，对他的工作作风和能力都十分赞许。谈起王韧的“发家史”，大家提得最多的，就是1992年那次国际昆虫学大会。

　　1988年，国际昆虫学大会宣布中国为下届大会的主办国。但1989年，美国昆虫协会的很多会员联名发难，要求抵制在中国召开大会。重压之下，中国昆虫学会派国际昆虫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张芝利、中国昆虫学会副秘书长张中年和王韧等3人，于1989年底出席美国昆虫协会年会，在会场内外与上百名美国同行谈话，耐心地做工作。王韧还代表中国组委会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一干美国专家最终硬是被他们说服了，一致同意支持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回国前，他们甚至还从澳大利亚争取到了1万多美元的赞助。

　　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亲自指挥大会的后勤和安保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那天，115辆大巴满载着3000多名与会代表，浩浩荡荡地从亚运村开往天安门广场，先遣车辆快到人民大会堂时，最后一辆车才刚刚出发。“壮观！解气啊！”回想那一刻，王韧到现在仍很激动，黝黑的脸上透着红光。

　　举贤不避自己

　　昆虫学大会的成功举办，使王韧在国际同行中打响了名声，他在农科院的位置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一时间，若干个课题和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王韧说，担子重，说明自己还有用；但地位的提升反而让他“迷茫”起来——“回国7年，我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是增强了，但感觉在学术上找不到提升的突破口。我急需一个机会，让自己回回炉！”1992年秋，位于伦敦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所长瓦格博士从英国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正在物色一名副所长，希望王韧在中国推荐一位候选人。“推荐谁呢？做这个工作，科研能力肯定要过关，语言还不能拖后腿，相关的国际经验更是必要。”王韧思前想后，最后发现自己倒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在回复的邮件中敲了几个字：“你看我行吗？”

　　两个月后，“毛遂自荐”有了结果：经过一连串严格的考察与面试，王韧被录用了。

　　虽然如愿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王韧的心头却无法轻松——“导师那边，还不知怎么开口呢。我的导师是邱士邦，著名的中科院院士。以我对邱老的了解，他肯定不同意我走。”

　　眼瞅着上任期限就要到了，王韧只好硬着头皮，敲开了邱士邦家的大门。“我哼哼唧唧刚把话说完，邱先生的脸色就变了，屋里的气氛就这样凝结了几分钟。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说有点累了，让我先回去。可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邱先生都没有上班。”王韧在讲述这段往事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后来，还是邱士邦主动来找王韧：“那天你还没说完，我就觉得脑子"嗡"的一下，后来医生说是左眼的毛细血管爆裂。哎，王韧啊，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走了，谁来做呢！”

　　望着恩师的疲态和伤心，王韧强打起笑脸向导师保证：“我只希望能再锻炼锻炼自己，但肯定还会回来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回来”的诺言那么快便要兑现。

　　12年的轮回

　　到英国一年多，王韧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新的环境。用心工作之余，买房、买车，将妻儿接过去同住……他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此时，远隔重洋的中国，农业部换了一位部长——刘江。上任之初，新部长到农科院蹲点，时间一长，“王韧”这个名字被听进了耳朵：“这么难得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可惜了！”于是，刘江托人给远在英国的王韧捎话，希望他回国。

　　一边是刚刚安顿好的新家，一边是新任部长的盛情邀请，王韧一时有些左右为难。为了试探部长的诚意，他拨通了农业部人事司司长白志健的电话：“我想与部长面谈，希望部里能解决回来的路费。”电话那头，白志健爽快地答应了。

　　1994年11月，就在王韧39岁生日前夕，他坐到了刘江部长的面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农业科研的主力，农科院需要你这样充分了解国际农业发展及合作规则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回来，出任主管农科院科研和国际合作的副院长。”两个小时的促膝长谈、部长的情真意切，让王韧彻底打消了心中的疑虑，他当即拍了胸脯：“我回去就提出辞职，找一个接替我的人，然后立即回来！”

　　没过多久，王韧带着妻儿，回到了农科院的大院里。

　　那个时候，王韧也许不会想到，12年后，他又要到国外去任职——一个背负中国和很多亚非国家重托的崭新职务。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