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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链少年”透视孤独症儿童自救困局(图)
时间:2007年08月09日09:54 我来说两句

■	成成经常反复问父亲:“你爱不爱我?”
■ 成成经常反复问父亲:“你爱不爱我?”

■	10岁后再没有和小朋友玩耍的成成把闹钟当作唯一的玩伴
■ 10岁后再没有和小朋友玩耍的成成把闹钟当作唯一的玩伴

  儿童孤独症躲避社会白眼

  家长不认识 无治愈先例 训练机构被迫7次搬家

  医生:“铁链少年”14岁已无法培训

  父亲拿着锁住儿子的铁链来就诊的情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贾美香副主任医师,记得非常清楚。

  “2003年来我们医院就诊时,就已经给他做出了诊断——‘孤独症伴有情绪行为问题’,当时我们告诉家长,应该给孩子怎样做系统训练。”贾美香说,这个孩子早就错过了最佳干预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长越发不好控制他的行为了。“我只能建议家长用药了。这么大孩子,不能去训练他了。”

  贾医师解释说,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行为也会升级。加上本身不善于交流,14岁又面临青春期发育问题,正常的孩子在青春发育期都会烦躁不安、焦虑、逆反,他的发泄对象肯定就是家里人,对别人也会产生伤害。

  对于“铁链少年”这样的孤独症患者,贾医师认为家长对孤独症的认识不够,延误了孩子的治疗。

  孤独症:多数家长不认识

  贾医师直言,她所接触的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孤独症。

  辽宁一位45岁的母亲第一次听说“孤独症”。她的孩子7岁被确诊为“孤独症”。如今,儿子“甜甜”已经10岁了,错过了医学上认为最佳的干预期——3岁至6岁。

  内蒙古的石女士(应被访者本人的要求,隐去她的真实姓名)是一名护士,发现儿子浩浩不爱搭理人。别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会回答“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确诊为“孤独症”时,她第一次听说了这个词,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当时浩浩才5岁。

  不仅她们没有听过“孤独症”,就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没有听说过。“当时我让精神科的医生给我儿子瞧病,大夫当时就白了我一眼,问旁人说她是不是有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石女士学起了当时大夫的表情。

  美国德国:也没治愈孤独症

  贾美香还有一个身份——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副会长。

  贾医师说,湖北“铁链少年”两次到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就诊时,她都在场。这次,孩子把协会的玻璃砸破了。

  “很多案例不像他拿铁链子锁住那么邪乎,可像他那样有情绪行为的人也不少。这样的孩子越大越不好治。放到社会上,很容易造成危害。”贾医师很肯定地说:“家长肯定是到处带孩子投医。可这么多年,他始终没有系统地吃过药。今天看这个大夫,吃点药;明天看别的大夫,又吃别的药。人家再给他介绍,他又去了。”

  “这个病终身都不能治愈的。”贾美香如是说。“这些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有病就有药,能治好”。

  贾说,即便在研究孤独症已有50多年历史的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均尚未发现一例已治愈的孤独症患者。通过应用行为分析、结构化和地板时间等近200种方式,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行为进行干预、疗育,逐渐让他们有生活自理能力。这个理论在孤独症儿童培训领域中,已成共识。

  特殊训练机构:遭歧视7次搬家

  有些家长尽管能接受“孤独症”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她们害怕的是歧视。来自内蒙古的石女士亦是如此。

  石女士非常害怕被人围着说“你儿子是自闭症(孤独症)的情况”。直到现在,石女士都把这件事瞒着左右邻居。8月6日,石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把我的名字和从哪里来的,登出来。”

  孤独症儿童的家长更希望孩子能在正常的环境里学习。

  《中国特殊教育》杂志2005年第7期,《自闭症儿童母亲在养育儿童过程中的需求调查》“母亲的育儿支持”调查表显示,在对177名民办孤独症疗育机构的随机调查中,希望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比例达95%;97%的家长希望孤独症孩子在入学问题上有可以咨询的政府机关;最担心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外界对孤独症儿童的不理解确实存在。

  记者从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国内最早对孤独症孩子家长进行培训的机构之一)采访出来,在对面的街道上做了一个随机采访。一个抱着小孩的老人坦言,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症状。她对星星雨里总是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的行为很不理解。“哪个幼儿园会让家长跟孩子一起呆着?那些孩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她疑惑地问。

  外界的异样眼光,是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搬家7次的原因之一。位置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了:从海淀培智学校到樱花西街,再到现在的东六环附近的位置。

  孤独症儿童在孤独中自救

  很多孤独症儿童没及时确诊

  贾美香医师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三上午,周二、周四下午。医院的规定是,每天挂12个号。“实际我每次出诊看的病号至少要超过一倍。”贾医师说。在加号的情况下,经常是忙不过来。记者在8月6日周一下午4点致电她时,她仍在出诊。

  “国际上计算孤独症人数的标准是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四。”北京星星雨发展部的王培培说。由她提供的《中国特殊教育》杂志(由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上显示,日本自闭症儿童协会的《自闭症手册》上记载,该国的自闭症(孤独症)的发病率为千分之三。

  北京市孤独症康复协会成立14年来,“看过的孤独症儿童不下5000例”,贾美香介绍说。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提供的数字是“已为4067名病患提供了服务”。而成立仅三年的五彩鹿儿童康复中心的数字是400例。

  贾美香介绍说,2004年对北京周边18个区县的一份“北京市0到6岁儿童残疾抽样调查”中显示,当时的儿童孤独症发病率为千分之一点五。贾介绍说,200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孤独症儿童发病率达千分之一,不过这是基于全国六省市3万人的基础上的调查数据。

  究竟有多少孤独症儿童?贾美香表示,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仍有家长对孤独症的了解甚少,相当一部分患者是隐匿状态中。

  孤独症儿童目前只能靠自救

  一些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依靠自己找材料对孩子进行疗育。4月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调查》中,一位孤独症患儿的母亲尚瑶,通过阅读外文医学原著学习教育孤独症孩子罗意,英文专业背景帮了她的忙。她自学了包括心理学,系统恢复训练等繁复的课程;购买国外的实例DVD;自费到香港接受培训。

  虽然贾美香表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研究孤独症的官方机构,但她也表示,这仅限于医学研究。她说,除了港澳台地区,国内还没有一家对孤独症儿童进行教育培训的官方机构。这是1982年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的陶国泰教授首次诊断了孤独症之后,国内的孤独症研究走过了25年之后的现状。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教材也是自译而来。“国外的孤独症研究机构会给我们寄来他们的期刊、杂志,我们自己进行翻译,然后把这些东西教授给家长们。”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王培培说,“因为我们的所长田惠平女士自己就有一个孤独症儿童。她将自己在教导儿子中积累的点滴经验也编进教材里来了。”

  就连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的贾美香也坦言,目前协会所编写的教材也是取自国外的先进经验,再加上医师们在工作中的积累。

  五彩鹿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孙女士说,中心所用教材亦是取自国外的研究机构,再请国外专家对学校教师进行统一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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