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秋
《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日前正式对外发布。“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通过对1977~1998年我国各省区市高考状元的职业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高考第一名尚未出现在主流行业的“职场状元群体”中，大部分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都“销声匿迹”了，高考状元毕业后“能见度”偏低与现今高考状元“高曝光率”形成鲜明对比。
（《法制晚报》8月7日）
单从调查结论上看，“学业状元”成不了“职场状元”，对热衷于状元炒作的当今社会，无疑是一帖清醒剂，可以引导人们理性看待高考分数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然而，通读这个调查报告，我对其研究方式和结论不敢苟同。
首先，数据采集和来源问题。报告承认，本次调查所统计到的状元总数350多人，只占到1977~1998年我国高考状元总数的25％，其中能够统计到其职业状况的更少，只占到1／10。依我看，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拿笔者所供职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为例，报告中被排在录取状元最多的大学第三名，但总数只有16人。可实际上，恢复高考后，我们学校招收的各省理科状元不下150名，且他们毕业后的学术、工作情况，基本上都有据可查。很显然，课题组并没有花费精力到相关大学和教育主管机构进行跟踪调查和专业化的数据采集，其收集数据的方式让人质疑。
我们知道，计算机界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G arbage In G arbageOut），翻译成汉语就是“垃圾进、垃圾出”，意思是指，装入的是垃圾，出来的当然也是垃圾。如果“状元调查”用胡乱选择的数据作样本，产生的研究结果自然也没有任何意义。
其次，分析意见有先入为主的嫌疑。课题组用来证明状元职业发展不理想的理由有二：一是1952年以来美、英、法、俄等国科学院院士，和我国“两院”院士，以及1998年以来，我国高校“长江学者”等群体中，没有高考状元的影子；二是状元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脱节，很多属于中途转换专业，因此职业发展缓慢。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站不住脚。一则，恢复高考后的状元们绝大多数还没有到当选院士的年龄；二则，40％的状元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或定居海外，你叫他们如何来当选国内的院士？至于说专业与职业脱节，就更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指责了。科学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一种宽厚的基础和理性的思维，“学非所用”、“中途改行”其实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情。反倒是一丝不乱的“学以致用”，有悖于现代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基本规律。
状元不是“神童”，“高考状元”未必是“职场状元”，做出突出成就的未必是学业上的前三名。这个现象是科学史上的共识，我国的高考状元也未必能够走出这个定律的阴影。但是，状元又并不一定等于“高分低能”、“书呆子”。因此，对“状元热”应该泼冷水，而对“状元”则要客观认识，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要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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