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
农民工已经成为
当代中国的“新工人”
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是指通过从事工业生产交换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收入，并且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中国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没有生产资本、生产工具，通过交换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收入，同工人阶级一样，工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就融入到城市的社会化大生产当中。
根据全国总工会制定的计划，2007年，中国新增农民工会员要达到1000万人以上，农民工占中国企业员工总数已近六成，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市原有的产业工人。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大会报告。2004年初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抛开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偏见，称呼农民工为“新工人”。
农民工已经成为
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目前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20%—30%，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农民工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新移民群体，是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社会成员。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设者，农民工对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沈阳市总工会统计，沈城目前有农民工110余万人，担负着全市95%的重点工程建设。预计到2010年，沈阳需求农民工数量将达200万人以上。农民工几乎包揽了城市里最累、最苦、最差的行业和工作岗位，很难想象，现在如果没有农民工，城市该如何运转。
但是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是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由于户籍管理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不能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隔离感”，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安全感和主人意识，拥有的更多是城市过客心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第一代”农民工而今已步入中年。目前，“80后”（18―28周岁）成了农民工的主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更加关注自我，更希望被尊重认可，渴望融入城市……他们的生存方式已不是在城市与乡村中迁徙，而是在不同的城市间游走。这部分群体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成为城市游民。而游民心理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边缘意识，从而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潜在隐患。
农民工应该分享
所在城市的劳动成果
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劳力、汗水甚至是生命，为农村带回资金、技术、经验，成为城乡互动发展的纽带，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支柱力量，他们理应和所在城市市民一同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目前，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主要就是办理务工证、暂住证，没有纳入到暂住地正式居民的社区中去。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城市管理薄弱的城乡结合部作为居住地，这些地区却没有类似于城市社区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对其进行有组织的规范，农民工组织只是原始的地缘、血缘组织，这种组织没有较明确的行为规范、组织规则。对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对于在城市居住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应该给予社区准居民身份，享受相应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他们对所居住社区的了解已经远远多于对原驻地农村的了解，其身份管理自然应该脱离原驻地农村，在户籍制度走向历史之后这将成为最自然的选择。
沈阳市今年上半年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沈阳农民工的“新市民”身份，提出了颇具操作性的政策指导。沈阳市正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毫无疑问，这些做法长期持续下去，将使广大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会使他们更关注自己长期居住社区的建设，提高社会归属感。
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距离农民工与市民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尚需时日，它需要社会舆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迫切要求政府对农民工的权益保证问题给予实实在在的政策关怀和人文关怀。
（作者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核心提示
我国目前农民工总数已超过两亿，每年至少为城市经济创造1—2万亿元的GDP增量，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的收入。
“他们离城市很近，城市却离他们很远。”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他们经常感受到城市的排斥。
随着我国农业劳动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数量会进一步增加，作为重要的城市建设者，他们理应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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