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不相信眼泪
2万多大院的耸立，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
撰稿／张 静（记者）
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据说这出自1950年著名的“梁陈方案”。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梁陈方案很快被否定，所幸军队大院被留在了城外。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特权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1980年末，已多达2．5万个。
“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姜云诚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在美国问了一些台湾朋友，他们的‘眷村’跟我们的军队大院如出一辙。军队系统有其特殊性，自成一体、相对封闭，我们这些孩子的世界观、道德观、玩法也和平民子弟完全不一样。”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姜云诚说80年代后放的电影，包括《人证》，还有一些现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过，只不过“遭遇”某些关键情节，放映员会伸手去搅局。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大院子弟身上普遍具有一种浪漫气息。“当年院里的孩子，谁玩得起气枪，或者背着吉他，会唱两首歌，这都是特别牛的。大院里头学小提琴、美术的孩子特别多，因为系统里面有文工团、宣传部，宣传部下面还有专业创作室。”
各个大院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身份标志。“我印象中，海军的孩子穿一身蓝、白袜子、懒汉鞋（俗称“片儿鞋”）的边得是雪白的。自行车也有讲究，卸掉后座，同伴坐在前头的大梁上。陆军的孩子片儿鞋是棕红边、深蓝色袜子，自行车座椅拔到最高，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呼啸而过。”
姜文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云诚认为有一处不精准。“可能是他那个院儿级别比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因为他父辈有。陆军的穿三接头皮鞋、一身绿军装、运动蓝短裤。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内衣和袜子也穿军队的，再套双军胶鞋，那是土鳖，将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视。我们绝不会以那种形象为荣，只会以之为耻。”
我可以穿三接头皮鞋、将校呢，你只能穿大胶鞋、懒汉鞋；我家有票，可以骑永久13型自行车、锰钢转铃，你不能。优越感和对奢侈品的欲望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滋生的。70年代初，姜云诚去一个女生家玩儿，震撼之感直到现在都忘不了。“她家有电视机、电话、《列宁在十月》里的那种大皮沙发。当时北京电视台才刚刚成立，能看到电视的凤毛麟角。这女孩从来不去澡堂，她家里有独立的卫浴，浴缸、坐便器。这是真正的高干，真正够级别。”
歧视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秘书的孩子，也有负责后勤采购的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
记者听来了一件真实的故事。“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不同大院的子弟经常会“串”，但耻于跟平民子弟打成一片，甚至欺负他们。“墙外背着筐子捡粪的农村孩子特别多。我们院子的这帮孩子一看他们来了，群情激奋，特别喜欢趴到墙头拿石头掷人家，称之为‘打土鳖’。
即使在同一个大院之内，因为父辈的级别差异，高干的子弟和普通干部的子弟之间，还要细分群类，自有一套潜规则。“院里普通干部、军机干部和高级干部的住房完全不同。首长是独栋别墅，门口卫兵站岗。旁边是高级干部的住宅，一家一层，每层有宽敞的六间房。普通干部一般是两间楼房、公用厕所。工人住在大院四围的平房，他们的孩子一般不能进入大院子弟的圈子。当时谁要是跟工人的小孩玩马上会遭到鄙夷和孤立，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打架、斗殴的时候，工人的孩子比较厉害，也会被拉进来助战。但他必须够仗义，能跟众人很融洽。”
“随着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大院子弟的‘血统’就变得不纯正了。”姜云诚惋惜道。“我们这拨1960年左右出生的虽然闹得也挺厉害，但我觉得真正够范儿、最正宗的还要数‘老红卫兵’。自从他们一拨一拨地走了，新的虽然接上来，打架的时候却和平民子弟混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土，玷污了大院血统，基本不往里面掺和。”
暴力
在中科院数学所长大的萨苏告诉记者，他们院的小孩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其一便是不跟军队大院的小孩打架。“人家从小集体主义意识比较强，一个受欺负，一窝蜂地替他出头。70年代的还好一点，尤其是60年代的那拨，都是有指挥的，进退有方，揸起架来玩命，不像其他的孩子乃是乌合之众、一触即溃。”
“老兵”们离战争年代比较近。父辈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杀敌立功，他们从小对那些故事耳濡目染，性格里普遍带有一种暴力、好斗的倾向，这和科研院所里的孩子有本质的区别。
“那会儿只要一下雪，战斗群体立刻形成。我们大院里面分很多部。开始是政治部4个孩子和3个孩子开战，打着打着卫生部的加入，政治部7个人立刻团结起来把人家给啐了。卫生部的不干，回去一招来了十多个人。政治部的一看不行，又去联合司令部，一下子变成40多人，漫天开战。没有雪仗打的时候，院里如果有施工，就打土坷垃。反正只要有一个条件，战斗就能打响。”姜云诚说。
那时候流行的游戏叫钻地道。“军队大院的防空洞互相都是通的，打酱油不走明面，一定要走防空洞，防空洞里所有的灯泡都被打掉了，黑咕隆咚，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伏击。很远你就能听到前边有动静，还要硬着头皮往前走，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一顿暴啐，措手不及、哇哇乱叫，尤为恐怖、刺激。”
现在回想起来，姜云诚觉得当时所谓的大院文化已经是一种帮派文化。“军队的孩子比较霸道，大院之间、大院与地方时常发生摩擦，一个眼神不对就可能揸上一架。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大概是1975年，总后跟地方打了一场架。在学校就听到消息在传，今晚要联合多少人血洗沙窝，比我们大的孩子都在找各种镐把、铁锨把、棍棒，就感觉到一种恐怖，有大事要发生了。那场架打完，真是把沙窝血洗了，有几个孩子被判了大刑，公审大会就是在我们院开的。”
姜云诚认为孩子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主要原因是军队大院的孩子特别多，一家可以生好几个。“我们整个总后的孩子要是放一个假去游园，都是几千人的规模。”
拉帮结派的背后，也有难言之痛。他们的悲哀是北京民俗学者高巍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戴上了红色标记，在政治风暴中长大。父母忙于工作和各种各样的运动，又多是行伍出身、教育方式往往简单粗暴，他们只有把亲情寄托在彼此身上。
王朔在《锵锵三人行》中说：“我10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我们院儿有一大人跟我爸长得特别像，所以我就全弄不清楚。我妈我就记得是一个呢子大衣。我们价值观都是小朋友的，这也是我的力量。”因为想治疗自己的攻击性人格，王朔特地带着母亲去了中央12套的《心理访谈》。高巍惊诧于他们之间亲情的淡漠：“有些话在胡同长大的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那是给你生命的人啊，不说你爹妈，就是街坊都能给你大嘴巴。”
爱情
在十年“文革”的风潮中，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血统论”被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兵”们，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竟然会革向自己家，他们的身份会戏剧性地由革命后代转变为“狗崽子”。许多人因为父母被抓，无人管束，天天跟着朋友混，以抽烟、喝酒、刷夜、打架发泄着无处可使的青春激情，在那个火热的政治年代成为自暴自弃的“颓废派”。
随之而来的还有“拍婆子”。曾撰《拍婆子》一文的杜欣欣说，拍婆子流行于1967至1968年的中国北京，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全国一片红”而退潮。
不过姜云诚认为拍婆子盛行，并被演绎成找女朋友，那是1976年以后的事了。“从前在大院里面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男生、女生在一块儿玩的很少，基本不太说话。哪个女生漂亮，男孩子的小团体可能会经常议论，但要是贸然和一个女孩说话，便会遭到这个群体的歧视和嘲弄。”他说：“爱情，不是我们大院文化的主题。”
杜欣欣说，美女从来不论出处，那些知名的婆子大多也是某个大院的干部子女。当然也有出身平民的美丽女孩。姜云诚坚决反对这种说法。
“大院子弟绝对不会去拍平民女孩做婆子。当时判断漂亮的标准是三分天生丽质，七分修养、气质，后者来源于地位和家庭背景。一个女孩具有优越的环境、身份，那种望尘莫及的感觉，才会激起我们早期朦胧的爱情向往。”
姜云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路过总后礼堂，看到楼梯上有两个女孩儿在那儿抽烟，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脑海中迅速蹦出了三个字：女流氓！
“我印象中的女流氓都是很漂亮、特飒的女孩，一身军装，特别反叛，带着点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绝不是被玩弄的对象。”
科学院
和军队大院的小孩相比，中科院的孩子要文得多。“一进大院，每家每户门口都是一个小板凳，小孩子在做作业。人人都在念书，想学坏都不容易。”萨苏回忆道。
那时候数学所的小孩喜欢端一大盆水，研究能不能在水下放鞭炮。原来是好几个爸爸在做一个导弹潜艇项目，小孩子一听到水里能放射导弹，就开始自己琢磨了。动物所的孩子热衷的是养五毒。跟他们一起走路是件可怕的事情，经常沿着书包爬出一只硕大的屎壳郎。养五毒的盒子都很讲究，铺了一层锯末，还要保持湿润。遗传所的小孩就是养金鱼。因为遗传所的童第周教授正在做一项前瞻性的国家重点课题，“让金鱼和四脚蛇结婚生孩子”。遗传所养了一池金鱼，孩子们经常把被淘汰的金鱼捧回家里。
萨苏说中科院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子承父业。但他们小的时候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找爸妈问问题。“父母科研任务忙，一般没时间辅导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敢让他们辅导。萨爹是数学所的，让他来讲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可能会搞得复杂无比，听得你一头雾水。”
与军队大院截然不同，科学院的孩子当时非但没有什么优越感，反而自觉低人一等。“我在东四上学，背后经常被人指指戳戳：不是好人！那时候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后来还是邓小平重新提高了对科学的重视，树立了杨乐、张广厚、陈景润三个典型。”
“那时数学所的大院周围一圈黄泥墙，有点像农家院。每户人家是里面一间卧室、外面一间厨房，厕所公用。空间比较小，大人们就在外面自己动手搭了个煤棚，厨房舍不得用来做饭，放了张桌子给孩子做作业。做饭则挪到煤棚旁边。”在萨苏的记忆中，直到他1985年上高中，他们家还是在煤棚旁生火做炊。后来还是中科院当时的党委书记胡耀邦大搞“五子登科”，才为科研人员解决了房子、妻子、孩子、车子、帽子等实际问题。科学院幼儿园扩大了，增加了班车路线，解除对职称评定的冻结。“我们家也因此而受益。邓小平拍板，500名科技骨干的妻子从‘流放地’回到了北京，我娘也在其中。我们家1979年还分上了一间平房。所以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心里特别感激他。”
小向阿姨，是院里唯一的一名工人妻子。“当时工人可以按时上、下班，搞科研的则没有时间概念。她一下班没事了，各家的孩子都是由她照看。在我们心目中，她是我们的公共妈妈。”
萨苏说：“我们初次见面也会这么问：你哪儿的？科学院的！人大的！外交部的！听得人毛骨悚然。倒不是优越，而是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归属感。”他们的权力观念比较淡漠。“军队的兵种荣誉感很强烈。海军好还是空军好？说不得为此要打一架。你说我们科学院，是动物所好，还是物理所好？完全不搭架。而且科学院很散，家长排着队取牛奶，很少有人聊天的，全是一人一本书。”
这个院里在意的是立功。“立功是很激动的，科学院会在著名的‘四不要礼堂’开庆功会。这个礼堂不要砖、瓦、梁、柱，说穿了就是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但在当时很出名。你立了功，走在路上，两边的人都会停下来，哗哗给你鼓掌。华罗庚有时候拄着拐杖出来散步，看到这种场面也会停下来为你鼓掌。”
对于从小在院里长大的孩子，萨苏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周围那些买大白菜、搭煤棚的“杨叔叔”、“张叔叔”、“陈叔叔”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比如院里的小朋友陆昱就是一个非常文静，甚至有点儿呆的孩子。上中学时拿了华罗庚金杯赛的总冠军，接着作为中国队一号主将出战奥林匹克大奖赛，居然再次夺冠，颇令院里的孩子大跌眼镜。萨苏是很幽默的，在他的“故事会”里写道：“多有人把陆昱打哭的经历，不知道后来陆昱红起来的时候，这几位弟兄有没有胡屠户巴掌弯不过来的感觉。”
陆昱被捧红之后，依旧到黄庄公共澡堂洗澡。“一位兄弟脱光了以后，也是照例肆无忌惮地喊：‘陆昱，把你的肥皂借我用用。’谁知旁边正躺着看报纸的老头儿突然蹭地一下蹦了起来：你是陆昱！人群围了上来，啧啧称赞：看啊，世界奥林匹克冠军……还有人冲女部那边喊：陆昱来这儿洗澡呢！到这时候为止，我们这一大帮人，包括陆昱，都是一丝不挂呢！”
科学院的旁边是新华社大院。面对孩子的考试成绩，科学院的父母比较“民主”，新华社的父母则更为在意。“文革”停课的两年，不少人把孩子关在家里，亲授外语、数学、语文和唐诗。
替代
一位新华社子弟告诉记者，“所有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辅导小孩，相互打听自己孩子的情况，想方设法和老师搞好关系，甚至约老师一块儿出去买菜。”
“在我小学的班里，有5位班干部，其中4个是新华社子弟。直到大学毕业，小学老师都认为这4个孩子是她的骄傲。其实那个小学并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但因为有一年新华社子弟特别多，小学考初中平均成绩居然比北京最好的小学实验二小的成绩都高。小时候的伙伴，除了那些父母长期驻外、留在国内没人管的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名校，工作都很棒，还有不少人考入了新华社工作。”
但对军队大院的子弟而言，他们现实最大的感受却是被替代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系统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告诉记者。
朱大可认为从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的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到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个新型的群体从大院青年的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和社会升迁的机会。”
他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形容这种“身份归零”带来的那份真空状态的痛苦。这可能是形容当年军队大院子弟身份创伤的最好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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