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欧洲如何“绿色优先”

　　看欧洲如何“绿色优先”

　　如何在工业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答案一定与人有关。我眼中的北欧人有一种从容平和的生活态度，影响着他们对自然、对财富、对生命的看法。

　　撰稿／何晓鲁

　　不久前去英国旅行，到超市购物前，朋友提醒我自备一只购物袋，结款时因为免用塑料袋，就能走专门开辟的“绿色优先”通道，省时间，享便利，又环保。

　　其实，英国商家几年前就开始鼓励顾客自备购物袋以利环保，但采用的手段并不讨好：有些商场要求顾客额外付钱买塑料袋，因而引起抱怨；有的商场则由顾客“自愿自觉”放弃塑料袋，结果响应者寥寥。如今实行的“绿色优先”原则，终于为这一难题寻到了“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解答。

　　豪华包装的末日

　　这不仅让我想到了屡屡受到诟病的“过度包装”问题。三两产品，四重包装，五斤礼盒，这种久治不愈的豪华包装病症，在中国的“病史”不过20年，而“病源”首先来自海外市场。

　　计划经济时代出口产品包装简陋，“一流产品、三流包装”吃了大亏，中国企业痛心疾首，因此急起直追，很快易拉罐、利乐包装、真空铝箔、覆膜塑料等新潮包装品铺天盖地，商场的货架变得五彩缤纷，花样百出。但是，等我们突然发现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包装日益挑剔，绿色贸易规章将大量中国货拒之门外之时，回头反省自家的“包装污染”，病症已是积重难返。

　　一个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中国每年产生的垃圾，有30％是包装废弃物，其数量达到2500万吨！

　　难道欧洲厂商和消费者天生就喜欢简单环保的产品包装？肯定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天性都是趋利的，包装华丽的商品既然能带给消费者愉悦和体面，又能给生产者带来利润，就会长盛不衰，这一点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当工业化国家开始面对环境恶化的威胁，如何避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就上升为攸关全民利益的公共问题，超越了商业利益的趋利性，公众和国家治理这一“公害”的行动就此发力。

　　指向过度包装的第一道紧箍咒是“包装减量化”。1994年欧盟公布的“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指令”中，对包装减量化做了这样的描述：

　　“包装物的制造，应使其体积与重量，在足够维持被包装产品的安全、卫生程度以及消费者接受度的前提下，被限制到最小的数量。”

　　一盒饼干，一台电脑，怎样的包装可以被界定为“最小包装”？按体积还是按重量计算？消费者接受度又该怎样衡量？如果一项产品因为包装过于简单而受到消费者的冷落，谁该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一纸指令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只要提出了指向性的法规，就可以跟随制定执行的细则，政府、公众和生产企业有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可以建立奖惩制度，明确责任承担者，力求把产品包装的“水分”一步步“压榨”干净。在韩国，过度包装商品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被罚款300万韩元。在英国，每包装一升软饮料所需要的包装材料数量，已经减少了20％以上。

　　我们从超市买回饮料，喝完后将空瓶卖给收废品的小贩，自我感觉已经十分良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瓶子罐子和纸箱本身耗用了多少材料？每一个塑料瓶和纸包装的生产过程都在消耗资源、影响环境，作为消费者，人们无法掌握准确的数据，但起码可以依据自己的常识判断，拒绝购买那些“奢华包装”的商品，用自己的购买行为替绿色消费投上一票。

　　回收责任之辩

　　2002年夏季，德国4家大型连锁超市突然从货架上撤下了大量罐装和瓶装饮料，整类产品在德国的销售额迅速下降了50％。这引起饮料罐生产线停工，数千个工作岗位处在危险之中，一时风波四起。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德国政府规定，如果市场上销售的饮料产品包装回收率低于72％，就必须执行押金制度。当时，随着易拉罐等饮料的流行和增长，回收包装已经低于72％。因此，德国政府宣布，开始对饮料罐征收押金，如果零售商不能回收空罐，将受到巨额罚款。建立回收系统需要大量投资，而这种押金政策能否长期执行也是疑问，于是，零售商们宁愿选择撤架，也不愿意面对罚款的风险。

　　究竟谁应当为包装品的环保处理承担责任？是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还是政府？成了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当然，生产者的责任无可推卸，因为世界公认的绿色包装原则（泛称3R1D原则）就是指向生产者的责任来规范实行的：

　　·Reduce实行包装减量化；

　　·Reuse 包装应易于重复使用；

　　·Recycle 包装易于回收再生；

　　·Degradable 包装废弃物可自然降解，不含毒，不形成永久垃圾。

　　“谁生产，谁负责”。各国政府纷纷明确规定生产者负有回收义务或“转移回收”责任。在瑞典，90年代成立了玻璃、塑料、纸张等五大专业回收公司，企业向其交纳数额不等的回收费，让其代为履行回收义务。这一制度实行8年之后，每年回收再生的包装物从25万吨增长到66万吨，形成了一个优势产业，每年瑞典甚至要从国外进口15万吨的包装垃圾才能喂饱它。

　　但是，假使一只啤酒罐最后被消费者随手扔到了河中无法回收，谁担责任呢？全部让厂商承担是不公平的。

　　最终，欧洲各国机构达成共识：确认“延伸的生产者责任”最合理，就是说，在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有的参与者，其行为都会影响环境，应该根据链条中每位参与者造成的环境损坏程度，来分配各自的责任。

　　比如在爱尔兰，政府多年提倡购物少用塑料袋，但是效果不彰，每年仍要耗用12亿只塑料袋，后来政府宣布消费者要为每只购物塑料袋支付0．22欧元（合人民币2．2元），实在不便宜。结果，塑料购物袋的使用数量骤然下降到6000万只，减少了95％！可见当政者若要有效推行环保，还需要对人性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关于绿色包装有各种不同的环保指标，还有奖惩条例、法规标准、专门制度，繁杂琐碎，巨细无遗，乍听起来难免让人头晕，而且在实施中一路风风雨雨，带来不少震荡和争议。但正是在曲折和争议中，欧洲人逐渐形成了保护环境的共识，换来了清洁的生存环境。

　　学会放弃

　　小孩子看见色彩鲜艳的玩具，会紧紧抓在手里不放，直到被别的东西转移了他的注意力。长大以后他才会懂得放弃，因为放弃也是一种生存的本领。

　　在北欧，大多数地方都是水清草绿，空气纯净无比。如何在工业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答案一定与人有关。在笔者眼中的北欧人有一种从容平和的生活态度，影响着他们对自然、对财富、对生命的看法。

　　比如说，街上的店铺4点半钟就关门，店主愿意为了家庭相聚而放弃额外的赚钱机会；古老城市拒绝摩天大厦，市民宁愿住陈旧房屋而放弃舒适的现代公寓。同样，为了地球环境的未来，他们选择严格的自我制约而放弃了许多利益和诱惑。

　　丹麦作为食品包装生产大国，于1981年首先下令禁止进口或使用所有一次性的啤酒瓶罐和饮料容器，还不惜为此与贸易伙伴闹上法庭，最终胜诉。而丹麦人为此放弃了饮用某些外国啤酒的喜好。

　　德国的消费者宁愿付更高的价钱，购买那些印有“绿点”（Green Dot）标记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商已经向“绿点”的服务机构交纳了“回收费”，以保证废弃包装物得到收集、分类、回流和再生。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数据表明：90％的美国人、89％的德国人和84％的荷兰人在购买物品时都会考虑到产品的环保标准。可以说，当政府制定了环保规章，当企业承担了回收义务，当消费者选择了环保产品时，他们都在选择的同时有所放弃。而且这种努力与日俱增，长期以往的坚持，获得了丰厚回报。

　　在赞赏这些成果的同时，又会产生另一些疑问：人们有权利追求更舒适更优越的生活，环保的目标会与此相悖吗？由于产品环保标准的提高会增加成本，国家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会不会因此削弱？这也是许多人对环保规章持消极态度的原因（或是借口）。

　　欧盟最近强调的一项公共政策绿皮书，就与这一问题有关。它被称为“整合性产品政策”，简称IPP。说白了，就是在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对每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周期进行整体综合评估，选择其生命链条上对环境影响最大而又改进成本最小的部分优先推进，而不是像早期那样，把原料、设计、制造、包装、销售、使用、回收、再生等各个阶段割裂开来，平均用力、分割评估、各自推进。

　　于是，提高环保效能的故事变成了这样：一只包装纸箱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用料已经简化，回收也很顺利，但在废纸箱粉碎再生的阶段发现，要剔除箱上的金属装钉耗能很大，去除箱外印刷的油墨也会带来污染，经过IPP方法的整合评估，最后确定在纸箱生产阶段改进最“划算”，从此规定，纸箱成型一律从装钉改为粘合，外表印刷剂从油墨改为水溶性颜料。在现阶段，这是投入最小而对环境改善的功效最大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赢。

　　把“生命周期”思想付诸实施的最大难点在哪里？不是资金，不是技术，而是要把产品生命周期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整合”进来，从产品设计师、原料商、生产商、批发零售商、消费者、废品回收者到废料再生企业等，一个都不能少。

　　欧洲人和中国人，拥有的是一个共同的地球，没有人能够置身度外。他们已经探寻过的道路，已经付出的代价，也应该是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