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难也不会趴下（中国艾滋病防治）(图)

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在工作中。

　　宋学春　摄

　　7月17日，北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向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颁发特别奖项：“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他说：“这两位获奖者一直站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前沿。”作为医生，张北川是我国获得此项奖的第一人。

　　8月初，当记者来到张北川教授的工作室采访时，他一再强调，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奖其实是给中国很多人的奖。希望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中国在世界上“树一面旗帜”，开拓有中国特色的控制艾滋病道路。

　　用热心肠去减少更多人的痛苦

　　59岁的张北川，中等个头，头发花白，衣着朴素。说话轻声慢语，但富有哲理性和逻辑性。目光柔和，但蕴涵着刚强和睿智。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应该是位出色的医生了：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山东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等。什么原因使张北川从皮肤科医生转向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

　　“我在青岛医学院求学时，一位姓秦的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人，他的"当医生要有一副菩萨心肠"的教诲，我终生难忘；他自己动手切下自己的皮肤来做研究的举措，深深触动了我的心；他以亲人般的感情对待患者的行为，我还历历在目。秦老师是我的榜样。秦老师还是位男同性恋者，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前一辈学者为科学付出的巨大代价。”

　　自1989年起，张北川开始研究同性恋现象，为了彻底了解性病，他晚间经常要学到夜里两三点钟。医院、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5种皮肤科英文杂志，他一期期倒着读，一直读到了1965年；二三百种医学期刊，他同样倒着读到了1977年……“如果论吨读的话，得有几吨重了，反正图书馆什么时间关门，我什么时间离开。”1994年，他出版了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理论专著。当时，在我国公开讨论同性恋与艾滋病议题还是“犯禁”的，1997年国家才召开第一次干预艾滋病研讨会。

　　从此，一封封求助信件，雪片般向他飞来；一个个咨询电话，让他应接不暇。一位同性恋者的母亲当着张北川的面恶狠狠地说自己20岁的儿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这些震撼着张北川的心灵。

　　“对真正的医生而言，有什么比让更多的人减少痛苦，能带来更大幸福感呢？恐怕是没有了。我要用热心肠去减少更多人的痛苦”。张北川选择了防治艾滋病事业。1998年他创办了对男男性接触者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

　　始终站在干预艾滋病的前沿阵地

　　自2000年以来，张北川在国内外发表与男男性接触者、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防治的科研论文约60篇，代表了我国相关学界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接轨”。张北川说，“我要站在干预艾滋病事业的前沿阵地，手拉手一起往前走”。他做的“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干预研究比较前卫。在很多人对艾滋病心存恐惧之时，他却经常与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人群进行接触。

　　2006年，张北川赴加拿大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一路上与之交流最多的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他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人们。从世界范围看，全部艾滋病感染者中，75％到85％的人是因为异性间性行为感染艾滋病。作为男同性恋人群，在全部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占5％到10％，这个数字明显高于男同性恋者在全社会所占人口比例，不要因为这个人群可能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视他们。要想到，那样做只能加重这个人群的感染，而这个人群一旦感染率高，我们全社会都要付出代价。

　　“强有力地反对歧视，是决定抗艾成败的关键之一。”张北川认为。如果没有能够使高危行为人群积极参与抗艾，抗艾很难成功。从公民安全的高度认识艾滋病的危害，有助于动员全社会参与抗艾。只要真正做到关爱，艾滋病感染者都是负责任的。

　　他说，女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非常小，远远低于异性恋人群。男男性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遭遇歧视难以稳定地结合，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为方式，加上人们不能得到积极的对待和不了解信息，才使他们成为高危行为人群。艾滋病等于同性恋，同性恋等于艾滋病是伪科学的说法。

　　“我是女生。通过网上查找，我得到了您的地址。”“我真的很兴奋，因为还有一群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在帮助这样的弱势人群，让像我这样有难处的人能够找到地方寻求帮助”……求助张北川的信息每年在增加，也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帮助服务队伍，仅“朋友通信”公开的男同性恋热线和女同性恋热线全国就有50多条。

　　解决艾滋病歧视问题需要无数人携手努力

　　张北川的妻子也是位医生，现在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常务理事。妻子懂得张北川工作的意义。“你觉得你心里愿意继续做这项工作吗？”“很愿意。”“只要你高兴做，就继续做。收入减少没什么。”妻子从无怨言。她一个人在孩子小的时候，既工作，又带孩子，同时还照顾张北川的生活。

　　从女性研究界、哲学界、法学界等专家，到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卫生部领导、著名的文学家与翻译家萧乾，我国男同性恋者艾滋病干预“第一人”——前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教授……张北川列举了一大批支持他的领导、学者和专家。

　　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则是英国慈善基金会贝利—马丁（Ｂａｒｒｙ－Ｍａｒｔｉｎ）基金会主席马丁先生。1997年秋天，张北川收到贝利—马丁基金会的第一次捐赠后，每年都会得到捐赠。由于张北川对同性恋人群所做的工作富有成果，2001年2月，马丁先生一行特意到青岛，向张北川颁发了首届贝利—马丁奖；由于张北川的“中介”，马丁的基金会在中国10多个城市有了合作伙伴，开展了面对当地同性恋者的防艾工作。2007年6月，69岁的马丁先生又一次来到青岛，这是他第九次到青岛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张北川。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始于1998年底至今，所提供的捐赠目前成了张北川团队科研的主要经费。

　　张北川认为，解决与数千万人密切相关的性取向歧视引发的艾滋病等问题，需要无数人携手努力。自2002年起，他开始与长期向“朋友通信”项目提供帮助的有关大城市的志愿者进行联系，用马丁的捐赠支持了北京、哈尔滨、沈阳等十几个城市的人士。

　　“做艾滋病干预工作太难，周围环境、人们的观念要有一个长期转变过程。我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又处在前沿阵地，再难，我也不会趴下。”张北川决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