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中，导演王兵的纪录片《和凤鸣》作了特别展映。影片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和凤鸣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漫长历程。
法国《电影手册》对此评价颇高。学者钱理群对该片也有着莫大赞许：“如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
”学者崔卫平也表示，影片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远在此之前，王兵已经因为他的《铁西区》享誉甚高，几乎囊括了世界纪录片的最高奖。
《和凤鸣》
我见过两个王兵。一个是劳碌奔波着的导演王兵：和所有人交流、碰头、剪辑、上字幕，甚至，修理电脑。他固然喜欢帕索里尼、塔尔科夫斯基、法斯宾德、戈达尔、大岛渚以及他们赋予电影的梦幻气息，可是生活面临的所有具体都是繁琐的事务，他必须亲力亲为。
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生活艰辛，我活得比较现实，缺乏妩媚的性格。”童年的王兵，在农村放羊和打架。直到14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他到了城里顶替父亲的公职，一个人生活，给家里人寄钱，供姐姐上大学。
这一个王兵，少年老成，看起来坚强、独立、沉默、克制。而另一个则是内心拥有无限诗意的王兵。“面对你的拍摄对象，你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和冲击，而不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能感觉到时间、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加缪说：诞生到这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
或许可以这样阐释王兵影片的价值：在轻狂浮躁的商业年代，他所记录的人，无论现实如何残酷、冰冷，依然卑微地、诚恳地、热烈地活着，这其间蕴涵着怜悯，信任和温暖。这恰恰是人类存在的价值。
人物周刊：和凤鸣老人在2002年出版过《经历——我的1957》。作为创作者，你关心的是历史，还是他们的内心？
王兵：真实的情感比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老一代中国人在经历了这么几十年之后，内心里总有很多话。当你慢慢接近这些人之后，你发现，他们有特别多的话想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我认识她很长时间了，对她的生活也比较了解。大部分时候我会让她自行叙述，从1949年开始谈起，一直到她往后的所有经历。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打断。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把光锁定，随着谈话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地方去祭奠，看到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
等天全黑了，我们才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人物周刊：亮了灯后你看到老人的表情是什么样子？
王兵：我觉得她内心始终很平静。她始终不激动，这些平静让我对她产生了敬意。
《铁西区》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ＤＶ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10分钟之后，这个人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导演黄文海说：“王兵的《铁西区》对语言的自觉是明显的，比之前的揭露性作品，增多了作者的气息，现实纪录作品终于打上了深深的作者烙印。”
人物周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评价《铁西区》像透纳的油画。虽然好评很多，你的片子却不大众。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但是却提供了电影语言实验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商业电影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中国因为电影文化和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如人意。只有两者达到平衡，电影才能够健康发展。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拍铁西区，你似乎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运用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我觉得你很关注历史。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造成了割裂。现在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至沓来的问题都和创作毫无关系。我进入这个行业快10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10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人的创作时间是有限的。到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每个人都很累，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没有什么疑惧了。
人物周刊：电影是你的梦想吗？
王兵：是内心的需要。它能够让你感到自己生命尚存。
记者手记：让我们感动于生命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他的一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黯淡的青春放出罕见的光彩。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野心控制着光影，却远远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在中国纪录片史上的重要。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斑驳的记忆也即将更新，那300盘的资料磁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收藏而渐渐遗失，我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能会持续性地保持缄默。
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当时，在现场，在将来，所有的人都在表象中活着，用卑微粗野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害怕。铁西区，工业文明的废墟，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它是一个庞大的寓言，一个不可回避的谶语。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曾经活在一种虚幻的全民热情中的社会主人翁，在让出自己的位置，让出所有的青春和对生活的期待。
王兵默默注视这一切，他不害怕。冰天雪地里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轨，缓慢而阴郁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艳粉街的少年追逐女孩子。那是一场关于青春的剧本，没有经过排演，没有经过美化，那样卑微、平凡，生命在戏谑中消耗了，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什么？让我们感动于生命。它的卑微、琐碎、麻木和恳切。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无中生有的忧伤、不知所以的尊严，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
我们要感谢这群坚持做着纪录片的人，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坚持着见证和反思。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生活，大步奔向前。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目光炯炯。
他们这样诚恳，沉默，和虚浮的世界对峙。他们如此天真和沧桑，心中充满轻灵的梦想，他们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拒绝虚饰、虚幻、虚伪。向往光明，却执意留在黯淡的时光机器中。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物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能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链接
2002年，影片《铁西区》获得“葡萄牙里斯本纪录片电影节”大奖；2003年，获得“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大奖；2004年，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纪录片单位奖。2006年，王兵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7年5月，影片《和凤鸣》在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中作特别展映。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纪录片导演王兵
《铁西区》剧照
《铁西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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