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证券市场18年
■高端访谈
就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房市，本报专访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陶冬
不要被房地产一时繁荣冲昏头脑
“中国资本市场好比正处青春期的青年，充满朝气、潜质和机会，但又充满躁动和荒唐。
次级贷给中国敲响警钟
长江商报：次级贷已经对全球的股市造成了打击，A股市场上周也跌了2个交易日。请问次级贷究竟会对中国的股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陶冬：这是过去几年来，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大的泡沫。次级贷对中国的影响不在于金融市场，而在于美国市场的需求会不会降低。
目前所看到的这场危机是一个华尔街危机，而对一般市民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目前市场的调整能够维持在一个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价格的范围内调整，对美国整体进入衰退的影响力不大。这次危机的关键不是市场价格跌多少，而是市场调整维持多长时间。
长江商报：您认为次级贷危机会持续多长的时间？
陶冬：如果我是上帝，我就会说，最好一天也没有。但是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而信心是没有任何一个金融模型可以对它量化。银行不是没有资金，而是过去借出去很多钱，现在突然不愿意借钱了。基金投资者并不缺钱，而是突然觉得我这笔钱再不拿回来，以后就拿不出来了。
长江商报：那么次级贷危机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影响？
陶冬：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决策者应该是个警钟，不要被房地产一时的繁荣冲昏头脑。市场的方向是不确定的，一旦市场逆转，按揭坏账可能大面积产生。在贷款质量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控制，在收入来源提供方面应该以更严厉的措施加以检查。
房贷市场存在违规行为
长江商报：现在CPI指数连超警戒线，您认为现在中国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吗？
陶冬：中国通胀时代已经来临，今天中国的通胀已不再是食品通胀，而是整个社会对于通胀预期发生了一个局部性的变化。一旦这种预期形成，工资、租金、以及服务业价格的上涨，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长江商报：您认为有什么办法降低通胀呢？
陶冬：中国通胀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是供应方面带来的。无论是粮食还是生猪，都很难通过货币政策加以解决。我相信，加大美国粮食的进口，有利于缓解，并且对于平衡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长江商报：您对中国频繁的加息怎么看？
陶冬：我认为，中国大幅度加息势在必行。加息没有办法增加生猪供应，但是不加息，一定会加速银行储蓄流向楼市、流向股市。中国通过加息使利率水平正常化，这不是一个紧缩的过程，而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在货币型政策上面采取适当的行动。
长江商报：今后还会继续加息吗？加息的频率会如何？
陶冬：我个人对于加息相当的执著。我认为不把中国的实际利率推回到正值，资金大量流向股市、流向楼市的情况只会恶化不会改善。我个人认为今年下半年至少还会加息2次，明年还会加息3次。
长江商报：您认为中国的楼市存在泡沫吗？
陶冬：中国房贷市场明显存在各式各样违规行为，但与美国的房贷尤其是与次贷相比不同。美国次贷基本上是一个大骗局，把大量的钱贷给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这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失职。在过去两年，银行不负责任的做法，制造出了美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金融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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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首任负责人王健：
中国楼市有泡沫
离开深交所十几年，但王健一直没有离开过证券市场。“我炒股，不过我不炒A股，我不想清白一生，到最后因为这么点事惹一身骚。我现在炒的是港股和香港的期权，所以这次次级贷风波对我影响还比较大，把我之前赚的钱几乎都亏光了。”王健笑着说。
王健现在自己当老板，企业涉及实业、网络等各个领域。王健说，现在的自己与原来相比开心多了。
“做生意就是这点好，大家谁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赚多少你赚多少，说的清清楚楚。”王健不需要再为敢说而付出高额的成本。
不炒A股还有一个原因，王健认为现在A股市场的泡沫太大了。上市公司那么多不规范的事情、动态市盈率已经高达到六七十、股市评论员也有许多黑嘴。
“如果我当银行行长，我就把首付提高到5成，”王健说，“中国的楼市也有泡沫。中国的个人按揭贷款，根本不检查收入证明，银行甚至帮着做假收入证明，这不是比次级贷还次级贷？”
他表示，美国的次级贷风波应该引起中国银行界的重视，不能再出现贷款没还又能新贷款的现象。否则，多米诺骨牌一倒，中国马上将从流动性过剩转向流动性紧缩。
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王健认为要先从证监会开始改革，“证监会权利太大，应该分些权利。比如说什么叫证监会？就是监管，主要负责是监管，不是审批去发行，审批发行交给证券所。要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在证监会上有一个协调机构，让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现在什么都是你管，人事你管，发行股票你管、法律法规你管，你管不过来，自己的监管任务恰恰忘记了”。
■监管者
“中国股市第一人”尉文渊重出江湖
“现在是股市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但在尉文渊看来，“这是股市18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个人不会改变历史，但历史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愿进京的原因，这位刚毕业3年，就位居国家审计署处长的尉文渊或许是另外一种生活。
时间再推进一点，如果不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如今的他会是怎样？
可是没有如果，时间不会倒流。即便是时间倒流，他说，对当时的选择依旧无怨无悔！
“市场可以完全放开”
手放胸口，头顶稀疏且灰白的头发，53岁的尉文渊已经不再年轻。但说话的语气，脸上的笑容，让这个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精神依旧。
18年足够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孩长大成人。也是在18年前，尉文渊回到上海，一年后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如今，尉文渊已经离开市场12年。“不要问我现在的市场，我已经不关注了，也不懂了。”尉文渊说。
离开证券市场后，他曾给自己定下三条“军规”，其中的一条便是“3年内不进入证券市场”。“现在的时代是18年来最好的时代。”曾经沧海难为水。说了不谈证券市场，但这个令他骄傲，或许也让他心碎的领域，绕不过去。
“中国的投资者最可怜。” 这是他谈到市场时的第一句话。“总是觉得快调控了吧，赶紧防范风险。在全球没有这么防的。”
在他担任上交所总经理期间，他的脸是不能板的，“因为会对股市有影响”。而如今，他可以谈笑自如。
“以前你说市场弱小，自身能力不够。需要一些协助，一些帮扶，现在都不用了。现在市场发生这么大变化。基金这么庞大，这么大的研究机构，他们一定有防范风险的办法。而且价值投资理念也慢慢被散户接受。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判断能力比过去强很多。监管层驾驭市场的能力也比过去强很多，现在完全可以放开让市场自身去发展。”
“我只是一颗铺路石”
有一个问题，尉文渊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中国股市成就了尉文渊，还是尉文渊成就了中国股市？
“我当时想，我就是一颗铺路石。现在我依然这么想。”
“四十岁那年，正好是你从上交所总经理位子上下来的一年，惑不惑？”
“惑!”成就了事业的巅峰后，一下子回到平地，他有些不适应。
就好像这次会议上，还有人还开玩笑说他的肢体语言可以影响股市，而股市今天及以后的涨跌已经与他没有瓜葛了。
“第二天起床后，发现不用去上班了，有种非常空的感觉。我不知道干什么了，虽然在之前就想过辞职，辞职报告也已经打了很久了，但是却没有设想过辞职后做什么。”
他的朋友给他抱来一摞丘吉尔《二次大战回忆录》，他完整地看了一遍。
“看完后觉得豁然开朗，觉得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二战那种波澜壮阔，那种人类危机，民族生死存亡相比，让你魂牵梦萦的东西，实在太渺小。”
“我离不开这个市场”
1995年离开股市，有憾无悔！
“其实当时很多领导对我评价很高，希望我能到银行等部门任职，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部门，但我自己知道，我回不去了。”
已经习惯在大海上航行的水手，是不会习惯于陆地的生活，当他生存的海域消失后，他会去寻找另外一片海，只因为他是水手。
虽然是抱着想从政的心态进北京，回到上海后还是在体制内打转。但是从上交所离开后，尉文渊给自己定的“三不政策”中，第一条就是“不在体制内任职”，这一点与深交所首任总经理王健的决定如出一辙。第二条是“不进外资机构”。第三条便是“不进证券市场”。
为什么是三年？不是永远？“当时也没有想多少，就想三年吧。”
或许冥冥中，这个与中国股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男人，始终不愿意割舍自己与股市的联系。
一年之后，他与朋友创办了新盟集团。“公司也有一部分资金投资股市，作股票投资。”
但是他自己没有操作过，即使他自己的钱投资股市的，也是托专人操作。
“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十八年前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那个小生命，如今已经18岁，当年，因为儿子回到上海，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不知是偶然还是注定，在中国证券市场18年庆典上，他儿子被伦敦经济学院录取，攻读经济学。
“儿子学金融是受你的影响吗？”“不知道，我从来不跟他讲证券市场的事情。但是我发现他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有些是亲戚朋友说的，有些是他自己看书看资料知道的。可能儿子在研究我。”
现在他每天很清闲，有时候去和工人一起劳动。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还会不会选择回上海？或者是不做上交所总经理？
“我依然会选择我现在走的路，当时，有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工作摆在你面前，而且又是那么多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哪一个年轻人可以拒绝。一旦成功，就是创造历史。”
在一个创世纪的时代，的确需要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人去开创。
那段改变他命运的历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还是遗憾？
“绝对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尉文渊首次解密“3·27”事件
惋惜管金生
提到尉文渊，除了上交所的首任总经理外，有一件事情绕不过去，那就是“3·27”国债事件。而提到“3·27”国债事件，另外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管金生。
两个人，因为一件事在历史及他们个人的履历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管因此获得“证券教父”的称谓，但没逃过十几年牢狱。
而被人称为“中国证券第一人”的尉文渊，离开上交所，从此没有在体制内就职。
“管金生挺可惜的，他是一个悲剧人物。”这句话从尉文渊嘴里说出来似乎很困难，双手不再配合语气挥动，而是紧紧握在一起。
“‘3·27’事件最后定性是我定的，就是“严重蓄意违规”，当时这个事情出来大家都傻了，其实“3·27”事件仅仅是个表象，实际应该是前期一系列不正常因素导致的爆发点。
“当时没有谁给我出主意，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近8分钟的交易取消。”
晚上决定后，他一个人在黑着灯的上交所坐了一个小时，来思考处理办法是否妥当。依然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没有做错。”
谈到与管金生的关系，尉文渊用简短的话概括：“我们是很好的工作关系，但私交一般。”语毕，他又加上了他和管去韩国考察，被机场扣留的事情。
“但我们私下交往一般。”他又重复一遍。
那么当时影响重大的国债期货对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有何影响？
他认为，“3·27”事件对于股指期货的推出，应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股指期货将比国债期货更复杂，绝对不能理解是设立一个新品种，随着做空机制的建立，对市场是一个新起点。所以当初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现在的市场比那时强多了，管理者的经验、投资人的经验、证券公司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商品期货一直在进行，没有停过。都为股指期货提供经验。”
■股民
杨百万：我真的很会赚钱？
杨百万呈现出两种“色调”。低调在于，他总说不要采访我，其他人才是专家。
高调在于，他穿着醒目的橙色衣服，像个狂热球迷在会场左右穿梭，四处与人寒暄合影。
草根股爷转卖软件
股市近期能否冲破5000点大关，大家都想从行家口中得到答案。
“我不谈行情的事情，我只是一个普通股民，他们才是专家。”虽然同为证券市场最初的参与者，但是与尉文渊、王健等管理者相比，杨百万显然更认同自己的草根身份。
当年靠倒卖国债赚取第一桶金的杨百万，如今早就不倒卖国债了，改行卖起了操盘软件。 “‘5·30’我判断得准确吧？”杨百万得意地笑着说，“我俱乐部的会员听我话的，都出来了。”
杨百万所谓的俱乐部会员，是指花钱买了他的操盘软件的股民。4000元一套，现在已经有几千名会员。
杨百万不怕成为第二个“带头大哥”吗？“不怕，我这个和他的性质不同，卖操盘软件是我给儿子留的钱。”杨百万很是自信。
被周道炯夸“会赚钱”
会议结束后，杨百万与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在走道里碰上了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什么时候回去？”周道炯问杨百万。
“后天就回去了，我要操作股票，这几天很关键。”
周道炯说：“很早就听说你了，今天还是头一次见面。你很会炒股票，你现在已经不是百万了，应该是杨千万，杨亿元了。”
“哈哈，我是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如果不靠炒股赚钱，我拿什么养活自己？”虽然听到表扬很得意，但是杨百万还是谦称自己赚钱只是为了“糊口”。
“那就祝你赚更多的钱。”“谢谢。”周道炯大步离开，杨百万则继续四处乱晃。
后期看好重组题材
虽然杨百万一直不愿意谈后期市场的走向，不过，面对记者苦苦的询问，他终于传授了一招：“我看好的是有重组题材的股票。”
“什么蓝筹股，现在蓝筹股都被炒成了高价垃圾股。”杨百万认为，“后期值得看好的就是重组题材，特别是有大资产注入的上市公司值得关注。”
他同时建议，不懂投资的投资者应该选择基金投资。“像我这样的就能炒炒股。”杨百万不认为随着机构投资者逐步壮大，个人投资者的机会将减小，关键是看如何操作。
市场机会较十年前大
杨百万表示，当前国内股市投资机会远比十年前更大。他坦言，尽管市场规范减小了暴利存在的可能，但市场规范发展后逐步扩容，呈现出了“海阔凭鱼跃”的局面。
过去两年内，国内A股市场从最低跌破1000点到现在临近5000点，但能全程分享股市上扬的投资者少之又少。对此，杨百万说，“我肯定跑赢了大盘。”
杨百万称，自己目前仍在积极投资股市，但拒绝透露更多。
■链接
人称“杨百万”的杨怀定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跃于证券市场。
本版文/图本报特派深圳记者何燕刘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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