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的同志通过采访和查阅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开国中将的传奇故事：有误入敌营对党的信念坚贞不渝的谭甫仁将军；有在党的教育启发下举兵起义走向新生的曾泽生将军；有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主动要求降衔的徐立清将军；有下到基层当兵锻炼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韦杰将军。
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事迹，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也启示我们要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编者 唱《国际歌》的俘虏兵 1927年，谭甫仁随所在的北江农军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因缺乏战斗经验，农军被敌人打散，谭甫仁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次日黎明，由于情况不明，谭甫仁不敢久留此地，遂化装成群众，沿小路迅速撤离，准备回广东寻找革命组织，以图东山再起。
走到江西樟树时，看到“贺龙、叶挺招兵处”的招牌，他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革命队伍，便高兴地报名参加了这支“贺叶”部队。当谭甫仁和其他百余名新兵被运到南昌兵营时，他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悄悄地向一名先到的新兵打探详情，才知这个所谓的“贺叶招兵处”，乃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下金汉鼎挂羊头卖狗肉，假借贺叶名义，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队伍。
谭甫仁颓然垂泪。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早日逃离，回到革命阵营中去。
但这又谈何容易，金汉鼎部实行极其残酷的法西斯练兵法，新兵动作稍有含糊和怠慢，就要遭到毒打、辱骂，甚至是被关押和枪毙。他们为了防止新兵逃跑，还搞了个严厉的“士兵联保”：如果“联保”中一人跑了，担保的人都要受到牵连，遭到重罚。
谭甫仁认识到逃跑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对几个要好的新兵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们都忍气吞声，认真做好训练，待他们放松警惕时，再趁机跑出去。”
训练结束后，谭甫仁被编到国民党赣军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王国桢的一营当兵。
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后，在此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江西军阀朱培德惧怕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发展壮大起来，于1928年1月中旬，调集国民党第二十七师一个团和一个营，由万安进至泰和，接着又以该师七十九团王国桢一营进占宁冈县城，准备进攻万安，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敌人占据此点，对工农革命军坚持井冈山地区斗争威胁很大，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先消灭该敌。
2月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决定趁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利用晨雾作掩护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经过充分准备，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同时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300人。
在这次战斗中，谭甫仁成了红军的俘虏。
入夜，天际现出一弯新月。谭甫仁透过木窗，凝望着无边的夜空，思索着怎样回到革命队伍。广东北江农军学校朱云卿校长教唱的那首《国际歌》蓦然回响在耳旁。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谭甫仁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来。
浑厚的歌声飞出俘虏营，如空谷足音，在阎仙殿楼里绕梁回荡。
“谁在唱《国际歌》？”负责监管俘虏营的红军军官教导队区队长陈士榘眉梢一扬，心中暗自惊问道。循着歌声，他发现竟然是从俘虏营里传来的。这可奇怪了！俘虏营里居然有人会唱《国际歌》？国民党军营里是绝对明令禁止传唱这首歌的。这绝不是一般的俘虏兵！想到此陈士榘立即箭一般地冲上楼去，高声问道：“谁在唱歌？”
歌声戛然而止，俘虏营里再度回复到了死一般沉寂。
“刚才谁在唱歌？”陈士榘虽提高嗓门，但语调有了明显的亲近感：“请站起来！”
“报告，是我唱的！”一个俘虏兵从黑暗中站了起来。
陈士榘连忙叫来一名红军战士打开门，将那名俘虏兵带了出来。一个铁塔似的身躯出现在眼前，借着星光，陈士榘仔细打量着对方。只见这名俘虏兵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皱巴巴的士兵服，脚下一双草鞋破损得只剩下了半截。但寒碜的衣着丝毫遮不住这个俘虏兵的英武朝气。
陈士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唱的歌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叫谭甫仁，是广东省仁化县人，1926年在仁化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后来到北江农军学校学习了3个月，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农军学校的校长朱云卿亲自教会的。”
接着，谭甫仁把参加北江农军北上和南昌起义被打散后，误入国民党赣军的情况向陈士榘一一作了汇报。
“你受委屈了！”陈士榘安慰着他。接着突然问道：“那你想不想见朱云卿校长？”
“想啊！”谭甫仁心中掠过一丝怅惘，很遗憾地说：“是他把我领进了共产党的门。只有他，才能证明我的革命经历，证明我入了党。可惜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陈士榘抿嘴一笑。神秘地说：“你等着。”说完，噔噔噔飞也似地下了楼。
幸运之门在谭甫仁新的人生征途中豁然洞开。他翘首期盼的老师——杰出的红军将领朱云卿，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此时正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团长。
“朱校长！”谭甫仁见到朱云卿两眼一热，流下泪来，像久别的游子见到母亲一样，但惊喜中又饱含愧疚，他哽咽着说：“我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到您。”
望着虽误入敌营却对革命充满了坚定信念和火一般热情的学生，朱云卿心中一酸，拍着谭甫仁的肩说道：“回来就好，这里就是你的家。”
从此谭甫仁又回到了革命队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三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中将当列兵 1958年初夏，韦杰刚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就到驻重庆某团“红二连”当兵，“红二连”是一支红军连队，官兵得知韦杰中将要来当兵，都兴高采烈，全连犹如过年一般充溢着欢乐的气氛。他们知道韦杰是位老红军，几十年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是我军为数不多的从广西壮乡走出的高级将领。
“列兵”韦杰来连队报到了。连长、指导员忙向他汇报连队的情况，韦杰摆摆手说：“连长、指导员，我可是来当兵的，现在是不是先告诉我分到哪个班呀？”
“您分在一排二班，但二班现在没有空床铺，我们就在连部给您准备好了房子……”
“什么？住连部？”不容指导员说完韦杰就打断他的话：“我是来当兵的，分到二班就到二班去住，住在连部算怎么回事，班长怎么管我？”接着，韦杰又说：“将军下连队当兵是毛主席和军委定的，我们落实起来可不能走样啊！”
在韦杰的坚持下，他带着随行同志分住到各班。韦杰住到二班后，半夜起来小解，发现二班门前站有哨兵警卫。他心里憋着火。第二天，他不再找连长、指导员，直接找到了团长。原来团长考虑到这么大的首长住在班里不安全，特地指示连队安排哨兵担负警卫。韦杰见到团长质问道：“你们是不是每个班门前都要派岗哨呀？”团长见韦杰发现了秘密，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韦杰说服团长：“我和战士们住在一起，是最安全的。”团长只得撤除了岗哨。
开饭时，班长和战士们出于对老首长的关心，个个争着替他盛饭。韦杰只好虎着脸说：“班长同志，我在你们班当兵，你就是我的上级，就要大胆管我，不要客气。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要班长来盛饭，有这个理吗？”说着就自己动手盛起饭来。
过了几天，韦杰发现晚上站哨没有派他，于是找到班长说，晚上要安排他站哨。一天夜里，轮到韦杰和二班长查哨，班长怕韦杰年纪大视力差跌跤，于是，拿了个手电筒给他照路。韦杰忙叫班长关闭手电筒，并轻声问班长：“你们平时查哨也打手电筒吗？”
“不打。首长岁数大，我怕您跌跤。”班长忙答。
“查哨的目的是什么？”韦杰又问。
“看执勤的人是不是坚守岗位。”
“我们打电筒，哨兵就发现查哨的人来了，怎么能看到真实的情况？”
韦杰和班长悄然来到哨兵的位置，哨兵却未来得及问“口令”。韦杰问班长当晚的“口令”是什么。班长说口令是“东方”。为了这事，第二天晚上开班务时，韦杰专门发了言，讲了站岗、查哨的重要性，讲了野外和夜间站岗选择哨位的注意事项。韦杰的言传身教，在二连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很快在这个部队流传开来。
韦杰虽然吃住在二班，但在业余时间，也常到各班串门，坐下来和战士分烟抽，拉家常，碰到打扑克，他也上去摸两把。他去的最多的是炊事班。有时，他吃完晚饭，就在炊事班宿舍里盘腿坐下来，等炊事班的同志收拣完厨具，就和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他了解到炊事班由于训练时间少，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成绩比较差，有的同志不安心炊事班的工作。于是，他建议连里每天增加一名帮厨的同志，以减少炊事班的杂务活，增加训练时间。从这以后，炊事班的三大技术成绩也慢慢上来了，不安心在炊事班工作的也安下心来。
连队的战士与韦杰处出了感情，他们要求与韦杰合影留念，专门请来团里的新闻干事照相。大家高高兴兴地挤在韦杰周围。
“不要挤，先等一下再照。”大家没想到就在快门要按下的瞬间，韦杰叫了暂停：“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呀？在着装上有什么不符合上级规定的？”
韦杰的话令战士们在着装上相互查看，并同时将目光集中到韦杰的身上。此时已是炎炎夏日，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火炉，只见他58式士兵夏服仍穿得整整齐齐，扣着风纪扣，士兵的帆布腰带扎得紧紧的，就连那顶“船形帽”，都一丝不苟地戴在头上，并略向左斜。
战士们会心地笑起来，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韦杰将军在批评他们没戴帽子呢！
等重新聚拢起来时，战士们个个都戴起了“船形帽”，与韦杰留下了永恒的瞬间。
韦杰拿到照片后，高兴地审视着。
“两星减一星（中将为两颗星，列兵为一颗星），将军当士兵。你们看，还是戴上军帽精神些嘛。我们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走到湖南下大雪，部队没有冬装，打土豪分到一些布，什么颜色都有，自找裁缝做冬衣，穿出来一集合，花花绿绿的啥样式都有，那怎么能好看呢。部队嘛，还是要讲究统一，统一就好看，统一也是个纪律要求哩！”
团里进行射击训练考核，连长、指导员考虑韦杰到连队不久，为这事他们征求韦杰的意见，是否就不要参加考核了。韦杰说：“下到连队就算连里的一员，哪能不参加考核。”连长说：“首长参加考核可以，那就不算二班的成绩。”韦杰一听，气笑了：“怎么，你们怕我拉下二班的成绩吗？”
“不，不……”连长、指导员支支吾吾。其实，韦杰的话，正中了他们的要害，因为二班是全连的尖子班，年年射击成绩总评优秀，没有掉下过，他们担心这回要砸。
实弹射击考核那天，射击场上气氛十分热烈。百米胸环靶，9发子弹有依托射击，乒乒乓乓很快就轮到了韦杰。只见他熟练地装子弹、定标尺、举枪瞄准。“红二连”的官兵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韦杰将军，充满好奇。连长、指导员更是紧张，这是堂堂的将军啊，他要打不好，将军和全连的面子都不好看。由团长带队的考核组也亲临靶场观看。随着红色报靶杆一次又一次地横向晃动，一个10环，又一个10环！射击场上掌声雷动，报靶员高声大喊：“首长打中5个10环，4个9环，优秀！”有的战士激动得流下了泪水，简直比自己打了优秀还高兴！
韦杰沉稳地请报靶员把靶子拿过来，亲自当众点验后，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韦杰在“红二连”当兵虽然仅两个月，但他那平易近人的品格，艰苦朴素的作风，深深地感染了连队的干部战士。而“红二连”官兵过硬的本领，团结上进的精神也在韦杰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连队。从此，“红二连”成了韦杰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窗口，只要他到重庆，“红二连”是他必去的地方。
要求降军衔的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衔制对全军指战员来说是个新鲜事，因此《条例》一颁布，就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想到肩上就要添“金”增“银”，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举为大元帅，毛泽东知道后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不好搞的工作。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呀！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理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但由于他不同意，所以此衔一直空缺。
在讨论评衔工作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可评元帅，李先念等几位同志也已被列入大将名单，这些主要负责同志，对于创建人民军队，参与重大决策，指挥重要战役，都有卓著的功勋，完全符合当时评定将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衔都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们都主动让了，都提出“不要评了”。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军衔的事，对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又主管授衔工作的徐立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同时他也很受鼓舞。论资历，徐立清是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正兵团干部；论功劳，徐立清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新四旅政委，解放新疆功勋卓著，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徐立清都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但他却主动提出，自己是主抓这次评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后，徐立清向罗荣桓部长写了低授军衔的报告，申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罗荣桓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来到罗荣桓办公室，刚一坐下，罗荣桓就带着批评的口吻说：“评级评衔，这是中央军委定的，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条件的，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毛泽东赞扬许光达“是一面镜子，共产党自身的明镜！”
前有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后有许光达不要大将，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他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徐立清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有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要求低授这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决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恳请军委和总部领导批准他低授的要求。
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罗荣桓手里，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宋任穷副部长立刻开会商量，他们认为徐立清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授予他上将军衔是名至实归。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授衔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徐立清更加食不甘味。此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难能可贵。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以为自己是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结果，周恩来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反而是徐立清做通了周恩来的工作，他同意了徐立清低授的请求，由上将改授中将军衔。
再三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感动了周恩来，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打电话专门邀请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之后周恩来还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走向新生前后 1948年5月长春围困战役开始后，我军加紧为国民党第六十军的起义创造条件。该军是地方军阀“云南王”龙云、卢汉精心培植、严加控制的地方武装，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欺骗、驱使到东北战场打内战，此时，曾泽生是六十军中将军长。在共产党的影响策动下，六十军所属一八四师在少将师长潘朔端率领下，1946年5月30日于海城起义，首开东北战场国民党军战术兵团起义之举。因此，东北局特调潘朔端到长春第一围城指挥所（东北一兵团）任副参谋长。他通过各种关系，给城内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写了不少信。六十军中我党地下组织也积极开展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经过中共地下党员耐心细致的工作，饱受蒋介石及其嫡系长期打压、控制、欺骗的曾泽生将军，决定率部起义。
就在即将起义的当口，10月16日10时，曾泽生忽然接到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兵团部，隔三分钟又来电话催促。原来蒋介石从沈阳发来撤退命令，郑洞国仓促地作出突围计划，确定16日开始行动，17日向四方出击，18日开始突围。曾泽生立即派李卓副师长把蒋介石的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送给东北人民解放军。
曾泽生将军能够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这与他的成长经历、价值取向很有关。早在刚参军时，曾泽生就给自己定下了人生信条：“做个光明正大的军人”。他在滇军服役期间，虽尽职尽责，但是却因性格刚直受到不少挫折。特别是他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政策很不满。没想到，他的一些言行被特务搜集上报，因而被捕入狱。由于龙云力保，才得以出狱。因此，曾泽生在起义前最后时刻，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态度是坚决的。这可以从他引导官兵起义的言行中得到验证。
傍晚，当决定提前起义的曾泽生到了暂编第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他由浅入深，以诱导的方式，从眼前的政治形势，讲到六十军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后说明了六十军的处境。最后他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他的讲话，使不少人（主要是营一级军官）感到意外，过了好一阵，没有人起来发言，大家都很拘束。他笑着问道：“你们发表意见，看该怎么办？”依然是沉默。又过了一阵，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曾泽生说：“不行，这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有人大胆地起来发言了，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他当即否定了这个意见，说：“不行，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有人打了头炮，发言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尽忠报国，战至最后一人”，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就是没有人提议“起义”。这时，曾泽生环视满屋的人，他知道，大家都是云南袍泽（军队中的同事），受尽了蒋介石嫡系的白眼，眼前又都是无路可走。他们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起义，而是有顾虑，不敢吐露真实想法。于是他又更明显地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于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还应多加考虑！”大家又是一阵沉默。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曾泽生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会场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曾泽生看火候已到，大声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大家都齐声回答：“同意！”陇耀师长这时站起身来，面对曾泽生大声说：“报告军座，我们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所有人“哗”地站起来，等候曾泽生下命令，他以洪亮声音高声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将军率所部2.6万余人起义，撤出长春把防区交给解放军。这样，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率领的东北一兵团部队占领了长春城东半部的六十军防地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控制了整个长春城。
起义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其后五十军挺进鄂川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战功卓著，接着，又随第一批参战部队跨过鸭绿江，投入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五十军所部最先攻占汉城，下属某团被授予“血战白云山团”荣誉称号，汉江五十昼夜阻击战中涌现出特等功臣王英等一大批战斗功臣。五十军在建国后的多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又续写了辉煌的战史。
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他任五十军军长直至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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