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民还是不成熟

1999年9月，陕西西安即买即刮福利彩票现场的幸运儿。　刘德望/fotoe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访谈嘉宾：王薛红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

　　买彩不能当投资

　　南都周刊：新中国发行彩票20年，从某种层面上讲，也意味着“开赌”20年。人有赌的天性，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彩票被视为一种赌博而遭长期禁止。到了1987年，才逐渐以筹集社会公益金的形式浮出水面。这种“开赌”的意义何在？给20年来中国人的观念、社会心理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薛红：这种现象是文明社会的正常现象，说明中国国人也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地正视和面对人类本性中所需要的东西。

在传统观念里，我们是压抑人性的需求，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对于人性需求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这实际上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成正比，越是发达的国家，这方面的开放度就越大，而且其规范性也越好。

　　南都周刊：彩票在新中国发行了20年，经过了1980年代末的试验期，1990年代大奖组的火爆期，2000年以来的高速发展期，2004年“西安宝马案”后的低潮期，彩民博彩的心态有着哪些变化？

　　王薛红：彩民的心态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还是把彩票当作一种投资，期待着怎样发大财，怎样一夜暴富。可以说，20年了，中国的彩民还是不成熟。原因有很多种。

　　第一，是政府在正面宣传和引导方面，还做得不够。

　　第二，彩票发行机构，在游戏中奖方面的正确引导和宣传也做得不够，宣传往往集中在中大奖上，帮助彩民认清彩票是小概率游戏，中大奖的概率很低。

　　第三，从彩民自身来讲，彩民自己应该以“平常心”来消费，不能当作投资进行。彩票和赌场的游戏不同，赌场的游戏返奖率高，彩票的返奖率很低，中500万的几率是1/1700万，假如北京有1700万人，中奖意味着什么？好比天上掉下来一滴雨，刚好打在你身上，这难度有多大啊。

　　第四，对于彩票所这种科研机构来讲，也负有社会责任，但是这种责任的体现，更多的是在培养人才和科研中表现出来。

　　南都周刊：在北大彩票所的网站上，你曾经呼吁广大彩民进行自测，比如“你有因赌博而旷工、旷课吗？家中有因赌博问题而造成不愉快？”其目的何在？

　　王薛红：在彩票这个行业，有些彩民已走火入魔了，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号，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预测号，花了大量资金去买彩，对个人、家人及朋友都造成了较大伤害。

　　要有资金救助问题彩民

　　南都周刊：是啊，目前中低收入阶层过度买彩现象严重，极端买彩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人为买彩倾家荡产，有人盗窃5000万公款。

　　王薛红：对于彩票发行机构来讲，有义务更有责任来承担这些负面影响。彩票有着很强的负面性，可以让人上瘾，就像吸毒一样。在国外有戒赌中心，我们北大彩票所也准备开设救助热线，目前已设立了问题赌博研究室，这是在澳大利亚政府和两所大学的支持下成立的。为什么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不进行关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去年中国彩票已销售828多亿元了，筹集到公益金200多亿元。我们不能拿出一个零头出来，来救助被伤害的彩民吗？香港马会每年拿出一部分钱，对问题赌博者进行救助，很多国家都有类似举措，中国大陆发行彩票20年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有人说彩票不是博彩，怎么能不是呢？不都是概率游戏吗？说赌性小，但是我们什么样的游戏都有了，中福在线不就是变相的老虎机吗？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既然对彩民造成了那么多的危害，为什么不对他们进行救助呢？福利彩票也好，体育彩票也好，你筹集公益金的目的在哪里？20年了，我们应该深刻地回顾和反思。我们不否认，发行彩票募集了很多公益金，帮助了很多困难群体。但同样不能否认的，彩票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要通过科研机构来做这些事情，彩票公益金取之于民，要用之于民，减少负面效应，才能更好地推动彩票事业的发展。

　　有证监会也要有彩监会

　　南都周刊：如何消除彩票的负面影响是个大问题。从彩票本身来看，兼有博彩的赌性与公益性两种特点；而在现行发行体制之下，体彩和福彩之间的恶意同质竞争，似乎又激发了这种赌性。是否可以这样说：体制上的弊端进一步为彩票的赌性泛滥推波助澜了呢？

　　王薛红：对。我个人认为，如果彩票由政府两个部门在发行，最好不要搞销量竞争，因为都是给政府募集公益金，不能单纯衡量销量，还要衡量对社会造成负面问题的严重程度。只有两个指标同时使用，才能更好地衡量发行机构的业绩。现在衡量的标准是销量，标准单一，就造成了对彩民的恶性掠夺，造成了不计后果地促销与开发市场。

　　第二，如果都是政府的买卖，我不赞成同质竞争，有所区分更好。如果完全放开了，企业在政府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可以申报推出任何游戏，因为市场会优胜劣汰；但如果是政府的买卖，政府作为宏观调控机构，应减少恶意竞争的成分。

　　南都周刊：有没有可能把福彩和体彩合成一种国家彩票呢？

　　王薛红：这个很难说。部门利益已形成，两大发行机构并存已是既成事实。开展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可以一分为二，一种是研究理想发行模式，一种是在现有体制下的产业发展研究。

　　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在国务院层面设立彩票专业委员会，职责是制定政策法规、进行产业的宏观政策研究，对公益金的使用以及问题赌博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根据产业的发展推出政策；另外，国家再成立一个彩票管理局，管理局负责具体管理产业的发展，对发行机构比如福彩体彩企业等颁发许可证，制定行业规章制度，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等。毕竟彩票直接面对的是彩民，它必须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企业化经营才比较符合彩票的本质特征。但彩票业又是一个垄断性的行业，一个特殊的商品，因为它的负面性比较大，政府在这里面起的监管作用就非常大，也非常重要，这个行业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管理。

　　必须强调责任博彩

　　南都周刊：综上所述，如何更好地协调彩票的公益性与赌性呢？

　　王薛红：需要加强责任博彩。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要体现责任，发行机构要体现责任，彩民自身也要体现责任。如果责任博彩能做好，彩票的公益性就体现出来了，赌性也得到了控制。

　　南都周刊：提到赌性，近年来，私彩在南中国一带攻城略地，让人如疯似狂，已成为公彩的心腹之患。政府对此应该做出什么应对举措？

　　王薛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学习和借鉴私彩的长处，以更好地发展合法的彩票。这是最方便也是最可取的方式。依靠打击，作用微乎其微，效果也很短暂。

　　南都周刊：对于彩票，有人认为买彩是投资，有人认为是机会游戏，有人认为能够给生活带来希望，有人把它当作公益事业，如何评价彩票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及价值？

　　王薛红：我觉得，应该把彩票当作一种消费。它的公益性，只有在使用时才能体现，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无法体现，筹钱就是筹钱。在现实生活中，彩票有很强的募集公益金的作用，可以给资金紧缺的项目或部门，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相关产业，可以带来很大的拉动作用。对于彩民来说，彩票满足了人们对本性的需求，提供了一种娱乐活动。但另一方面，它有负面效应，需要我们强调责任博彩，两手都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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