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再说“吃了吗”

　　很少有人再说“吃了吗”

　　我是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印象最深的是吃的非常糟糕，萝卜、地瓜、野菜几乎是家家的“保留节目”，吃得人一脸菜色。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最盼的是过年，因为过年了才可以吃上一两顿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和水饺。

邻居的一位比自己小几岁的男孩，给人的印象是从没吃过饱饭似的，一天到晚充满向往地说：“要是每天都能吃上白馒头该有多好啊。”小时候，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20多个村，只有公社所在地（离村子有五六里山路）有一个三间房子大小的只卖油饼、大饼的小饭店，从我记事时起，那是最高享受的地方。去那里吃个油饼、大饼啥的，叫“吃食堂”，别提多荣耀了。

　　那时候买点猪肉，要起很早，赶路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去排长队。规定一次只能买二三斤。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买到有肥膘的肉，一是炼成猪大油，平时炒菜用；二是肥肉解馋。至于猪油，一般人是根本买不到的，全走了“后门”和拉关系用了。当时供销社一位卖肉的工作人员，为了能让妹妹当兵，他攒了很长时间，给接兵的一位干部送了几十斤猪大油，结果如愿以偿。

　　有位小伙伴，妈妈刚把两斤多的一小盆肥肥的香香的猪肉炖好，准备招待远道来的亲戚。没想到，就在大人出门迎接亲戚时，他狼吞虎咽地就全部给偷偷“报销”了，弄得家长在亲戚面前好没面子。为此，他着着实实挨了一顿打。

　　“吃饭了吗？”小伙伴们每天见面，第一件事是交流相互都吃了什么，如果谁的家里来了亲戚，改善生活，吃了肉饼或油饼什么的，大家都会羡慕得什么似的。

　　那个年代，人们早起晚睡，没白天没黑夜地拼命干活，收成却年年不理想，很多家庭分的粮食吃不到头，靠借粮生活。挣工分的年代，乡亲们手里几乎没有一点“活”钱，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多的一家一二百元，少的不但分不到一分甚至还要欠帐。父亲去逝早，我们兄妹六人，就母亲一个家庭妇女，每天劳动挣工分。可想而知，我家的生活状况该是如何的艰难。每年分粮食时，我和哥哥们都觉得不硬气，都有些不劳而获的感觉。那些年，分的粮食，如玉米，水份很大，晒干后，远远达不到实际份量，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就更不够吃了，年年都得从生产队或亲戚家借。

　　三哥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他到县城去办事，中午没钱吃饭，是邻居花5毛钱给他买了碗“会面”。事过多少年后，三哥还在说起这件事。后来，这位邻居有事相求，尽管所求之事有些不尽情理，但他还是一口答应了，让邻居足足赚了一笔外快。哥哥总是说，滴水之恩就是要涌泉相报。那里家里穷，他费劲周折上的县师范学校，还是来村里插队的知识青年们资助的。国家恢复高考前，上学、参加工作，都是领导说了算。三哥哥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尤其体育几乎项项都是冠军。县师范招体育方面的学生，按理他当之无愧，可不“活动”根本不行。家里一分钱没有，是一位知青给钱买了5斤面条（当时，串亲戚什么的，能带5斤面条或大米之类的粮食，是最高礼节了）和一些水果，结果是他如愿以偿。一次我去县城看哥哥，他从饭堂给我打的都是馒头，而他自己吃的是窝头。那时的细粮是有比例的，我那次一次就报销了他一周的细粮定量。

　　“吃饭了吗？”那时乡亲们见面，相互打招呼，几乎都是这句话。民以食为天，生存又是一切的关键，大家都习以为常。

　　上中学时，我们中午是从家里带的干粮，不是地瓜、玉米饼就是小米饭，有的干脆就是萝卜干，一个比一个差。我的家境不好，没什么好的干粮。不怕笑话，初中和高中5年，我吃了班上一位女生5年“好吃的”。她的父亲在城里工作，每次回家都带些当时只有城里才能买到的诸如面包、饼干、香蕉等“好吃的”。那时家家也都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的白面水饺或大米饭（老家不产，国家特别供应的），平时只有那些有人在城里工作的家里才能吃上，这位女生的家庭就是这样。自从我们到了一个班后，我就成了她的资助对象：只要家里改善伙食，她总悄悄背着母亲给我“捎带”一些出来。她父亲回来，分给她的那份“好吃的”，也几乎都便宜了我。

　　记得上中学的第一天，论身高排座位，排在我前边的一位同学成为了我的同桌。中午吃干粮时，他带的是白面大饼，一把就撕下一半塞到我的手上，憨憨地说了句：“吃”。我拿的是玉米饼，不好意思给他，心里好一顿尴尬。从此，也就是这块大饼为由，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初中和高中阶段，我是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班上有位同学，他爸爸在邻县当副县长，相比之下生活条件好多了。他爱吃肉，经常买一大块猪头肉带到学校，上课时趁老师不注意，猫到桌子底下就啃上一口。每次，他都让我也来一口，我从没有答应，但心里很是不平衡：那块猪头肉，够我几个月的零花钱了。

　　“吃饭了吗？”那时同学见面，也都是这样打招呼的，没有人觉得不好或不妥。

　　高中毕业后，我入伍来到渤海湾某部。那里盛产高粱米，我们的主食20%是高粱米。我老家也产这玩意儿，自幼吃得惯。高粱米饭做好了，白花花的像大米，喷喷香。如果做不好，一个个硬得就跟“石头蛋”似的难以下咽。新兵营里一多半来自浙江等南方省份的新战士，从没吃过。加上当时炊事员都是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战士，做得不好，高梁米饭在他们的嘴里叽哩咕噜，就是咽不下。

　　我所在的二连张指导员，叫我给连队的黑板报写首诗，鼓动鼓动大家。一晚上的绞劲脑汁，我想到了长征中的野菜、草根，想到了“林海雪原”中的高粱米饭团子等，第二天中午，我就把以《高粱米》为题目写的诗抄在了黑板报上。没想到，晚上吃饭时，趁我不备，几个南方兵一齐给我盛高粱米饭，实实在在的一大碗。然后，他们围着我，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唱”起来：“高粱米，高粱米，革命战士最爱你……”我异常难堪。从此以后，“高粱米”变成了我的绰号，一直伴了我3个月的新兵生活。就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我很快提了干、入了党，1990年初调到北京部队报社任编辑记者。

　　“吃饭了吗？”那时不管是天南还是地北的战友，或见面或打电话，开场白也是这句话。

　　随着国家的发展，部队条件越来越好。一个农民的孩子，我自已评价：没有不喜欢吃的饭和没有吃不下去的饭。用爱人的话说：“你真是好养活，吃啥都行，没见你挑过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实际上，以后的再艰苦，也比儿时的苦强多少倍。由于工作太忙，结婚后自己很少去商场。一次周末，妻子让我一道去超市买东西。超市，商品琳琅满目。面对那么多吃的喝的食品，自己竟没有一点感觉，不知道吃什么好也不知道喝什么好。妻子笑着说：“忘本了。”晚上，不知怎么挑起的话头，一家人又说到了过去，又说到了家乡，又说到了小时候，我一下子感慨特别多：那样的日子，真的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我为自己能有今天感动了！

　　2006年初，我专程回京郊老家看望同学。没想到，老家和老同学的变化，用今非昔比和刮目相看形容一点不过分！老同学是村民委员会主任，山村是北京市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试范村。别的不说，以前只有过年时才吃的大米、白面，现在家家顿顿都是，而且肉、菜、蛋比城里新鲜，而且都是绿色食品。老同学请我在农家院吃的饭，比城里大酒店毫不逊色。

　　我为家乡感动了。

　　当了记者后，我先后到了三亚、广西、上海、宁波、青岛、大连、沈阳等，祖国真是日日新、处处美啊！这2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和变化，是我们没有想到和根本就不敢想的。人们不再说吃饱而是说吃好，见面也很少再说“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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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句话的简单变化，而是一个国家发展最好的佐证！

　　这不是一句话的简单变化，而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