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上的代课老师
本报记者 张文凌
一本完全由代课老师执笔写的书
“这是我第一次来昆明。我从没进过城，只在电视上看过，不知城里什么样，心里很害怕。”34岁的代课教师沐莲花面对记者时紧张而拘谨，说话结结巴巴。
高中毕业的沐莲花是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镇大西村委会借代小学唯一的老师，教授三个年级共10多个学生。在这所海拔2400米的高寒山区小学，她做了12年的代课老师，与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厮守，每月工资仅260元。
她以自己经历写成的《盛开的马缨花》，获得了云南希望工程“茶马古道上的代课老师”征文比赛三等奖。
今年4月，为弘扬“助人自助”的爱心理念，促进茶区和沿线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香港慈善机构“苗圃行动”和西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开展了“茶马古道·走向西藏”国际公益助学步行筹款活动。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近万名步行志愿者和助走者历时两个多月，行程4500公里，筹得善款1500多万元。
“在步行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山区的代课老师，而香港苗圃的无数义工在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时也见到过无数情操高尚的代课老师，我们早就有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想法。于是，借这次活动之机，我们举办了"茶马古道上的代课老师"征文比赛，让他们尽诉心中的苦与乐。”云南省青基会副秘书长杜华杰说。
比赛得到了云南各地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和广大代课教师的热烈响应，收到参赛文章200多篇。为保证评比的公正和质量，组委会专门组织了香港大学、城市大学的3名博士和著名作家阿浓对文稿进行审阅并在网上公示，最终评出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各一名，鼓励奖25名，入围奖4名，分别给予8000元至500元不等的奖金，这些钱都是香港爱心人士的专项捐款。获奖文章被结集成书《中国山区代课老师文集》，这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本完全由代课老师执笔写出的书。8月10日，排名前30的代课教师在昆明参加了颁奖活动。他们中许多人是第一次走出大山，到城市里来见世面。
同样站在三尺讲台山寨教师却要辛苦许多 代课老师在中国教育史上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西部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的长足发展，农村乡以下的教师日渐缺乏，又有普及“两基”的重要任务在肩，在合格教师无法及时补充的情况下，各地的乡、村想方设法从当地找到有一定知识水平，比如高中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的学生，聘请他们作为农村学校的代课教师。这一大批从未受过正规师范或大专教育的人，就此担起了农村教育的重任。
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后山小学的代课老师杨惠就是被社长从“玉米林里拉拽出来，推搡着去了社里由保管室改成的教室”而成为老师的。她在《代课老师小惠的手记》中写道，社长说：“地里不缺你这个人，有了拿教鞭的，不愁山旮旯里长不出好苗子。”这个只有初二水平的老师，睡觉都抱着一本字典，当时她只有16岁。
但是这些教师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呢？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翁嘎科乡英候村小学的代课老师罗健芬在《阿佤山寨的教育现状》中说：“家庭教育跟不上，无形中为我们的工作实施带来了许多不便。当城里的家长不惜本钱，到处找老师辅导孩子、四处托关系进名校时，我们却左手拎老酒，右手拎面条，怀揣着糖果，反反复复地进行家访，求家长送孩子来读书；当城里的老师用流畅的普通话讲课时，我们却徘徊在汉语和佤语之间；当城里的老师计划怎样度周末时，我们却在合计去什么地方为学生讨一袋大米或者一件衣服等。同样是站在三尺讲台上，山寨的教师却要辛苦许多”。
记者在《中国山区代课老师文集》中看到，许多代课老师在倾诉他们对教育事业热爱的同时，文字中也流露出对家庭的内疚和对现实的无奈。
“多年来，家人劝我说，你看你一个大学生每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还那么拼命，还是回家种田吧，每年收入至少一万多元”。“多少个夜里我愧疚难眠。一次，我和同事带孩子上街，他们给孩子买这买那，我的孩子也哭着要买，我摸摸干瘪的口袋，什么也不敢买，心中直发酸。”通海县四街中心学校四寨小学的代课老师杨华在《情在左，爱在右》中说：“左是家庭，右是学生，我把情和爱献给了学生，却苦了家庭。”
这是所有代课老师心中的痛。
“很多人看不起代课老师，在我们那"两百块"是代课老师的称号。与公办教师每月一千六七的工资比，我心里委屈过，但最后想通了。不就是钱少一点，我可以少用点啊。工作上我们可没少干啊。教好书，教育好学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娜允镇南雅完小的代课老师邱琼在《难忘的岁月》中说。
我们每天都会送你一束花你别走好吗？ “在中国，现今仍有50万名代课老师担负着教导数以千万计儿童的责任，他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一二百元，根本不足以糊口，更不要说养妻儿。他们过着外人不知其苦的生活，为的是下一代不再受文盲之苦。”香港苗圃行动茶马古道筹委会主席杨坤说。
这些又要教书又要干农活的代课老师，他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获得特等奖的顾红在《半只蜡烛》里讲了一个故事。一天傍晚，学生白亮和他的父亲来到宿舍，白亮说：“我爹说考出好成绩都是老师的好，让我给你磕个头。”白亮的父亲也走过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家没什么好送的，就让他给你磕个头吧。”
而库镇坝卡村完小的学生则每天给他们的代课老师柳忠燕送一束鲜艳的野花。在《校园，我的家》中，柳忠燕写道：“我问这些孩子们为什么这么做，其中一个孩子哭着说，我们是想把你留住。以前我们的老师就是有一个叔叔送她花她就走了，我们怕你也走。我们这里很穷，但是我们每天都会送你一束花，你别走，好吗？”
“离开这些孩子我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许多代课老师在文章中都这样写道。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雷万鹏教授说：“很多农村代课老师的素质并不高，但他们却培养出很多成功的学生。教师的能力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和对教学的热爱。只有能力没有爱心，这样的教育也是失败的。中国的农村教育仍然要依赖大量的本土教师，国家在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中应有所调整和完善。”
2006年，教育部宣布今后不再聘用代课老师而统一聘用公办教师。“但是，这个政策能实现吗？贫困地区的教育部门由于经费不足，根本无法负担公办教师的薪金。那些偏远山区的一师一校和教学点，地处荒无人烟之地，不少受过正规师范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老师是不愿去任教的，代课老师仍然要承当教育的重任。”杨坤说。
“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农村教育能在艰难中奋进，代课教师的奉献功不可没。我们收集编印代课老师的文稿，目的是为了记录代课老师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事迹，肯定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功绩。当国家发达，代课教师的名词终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将他们的故事记录，有喝水不忘挖井人的意义。更要让后来者知道前人创业的艰难，知道珍惜保存，这就是我们出此文集的目的。”杨坤说，“文章发表是为了表彰他们数十年来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使人们知道山区代课老师的甘苦，了解到中国教育事业的另一页。文章重真情，而不计文字的对错。”本报昆明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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