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条消息，四栏标题
邢：请您谈谈当时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情况。
杨：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胡耀邦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很短，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还针对提纲中引用了他的讲话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不知道他是对“汇报提纲”有意见，还是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看起来，1977年初，华国锋并不太同意全面采用邓小平的一些设想和做法，所以并不把胡耀邦派回来在科学院发挥作用。让胡耀邦去了党校，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那次会还有严济慈、吴有训发言。我发言提到，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熊庆来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方毅在讲话中还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邢：接着就该是恢复职称评定了吧。
杨：当时是一件大事，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
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比如说到华罗庚、吴有训，也不说这些人是教授还是研究员。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去农场的时候，也不认为我们是数学所的人，前景未卜。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工资待遇是第一年试用期63.5元,一年后转正69元，比大学毕业生高两级。“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陈景润是1953年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年至1957年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被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条消息，四栏标题，引题：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主标题两行：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还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我不知道中央是否要求下面相应地也做这类事情。
邢：您说的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科学院范围？
杨：我所知道的科学院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是69元工资加50元津贴，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来决定将津贴纳入工资，所以1981、1982年我的工资在126元那个档次。李昌当时还在科学院，他曾说，想使学部委员的工资最低达到200元。我是学部委员，大约在1986~1987年，我们的工资达到了200元钱左右。
1990年6月我的工资大概是340元。有件事可以帮助我记忆。当时，所里有个同志和我说起生活很困难，我从工资里拿出100元帮忙解决燃眉之急。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8年数学所开始正规地评职称了。在这之前，我们所一位1937年清华毕业、一位1939年北大毕业的同事，还是副研究员。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在1978年被升为了正研。还有华罗庚的学生，像王元、陆启铿、万哲先，是1963年的副研究员，也是1978年才提升为正研。
1977年给我们评副研职称的时候，科学院当时的领导钱三强对我和张广厚的情况比较了解。比如参加科学大会，华老、钱三强、严济慈，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在同一个小组。1978年4月我和张广厚到瑞士参加国际会议，并到英国顺访，出访前，钱三强代表院里同我们谈了一次话，回来后又向我们了解出访的情况。他知道我们在国外同行中间，水平是不错的。所以，1978年评职称时，钱三强表示应该评我们为正研。但是数学所希望缓一缓，觉得我们两个已经提为副研了，比同龄人高出许多。所里提职称是有比例的，钱三强虽然那么说了，所里还是以此把我们的提升推后了。为这个事情，我和张广厚还找了一次李昌。我们强调数学所比较特殊，其他所因为有实验人员，基数大，而我们全是研究人员，按相同比例，不大公平。后来李昌在院里也提到，像数学所，不应该受比例限制。没有多久，我和张广厚在1979年1月提为正研究员。
1980年，科学院内部要恢复学部委员制度，让老院士像华老这样的人提名选举。当时不像现在评院士那么热闹。那时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我们并不知道。因为1979年10月，我和张广厚已到美国访问，访问期是一个学年。我们还在国外呢。
邢：那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们经常到国外有国际交流，科学院要考虑有个身份对等的问题？
杨：那不一定。从英国皇家学院A．C．Offord与W．K．Haymang相继来访以后，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不论是向外界介绍我们，还是给我们写信，他们都称我们为教授。那时我们还是研究实习员。英国不像美国，美国大学一个系里可以有很多教授，而英国大学一个系里只能有一个教授，只有这个教授退休或走了，空出位置，才能有另一个教授顶上去。英国的制度非常严格，有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还不是正教授。李约瑟那么有名，他还不是教授，而是副教授。
邢：打断了刚才的话题，你们在1980年被评为学部委员。
杨：我从国外回来后得到正式通知，在此以前不知道。
邢：因为我们是行外人，不知道现在的院士有没有另外的待遇？
杨：待遇并不高。国家规定院士一个月补贴200元。两年前科学院有一个文件，意思是院士一个月可以增加1000元钱。但是在外地，可以规定给很高的年薪。有的省给院士3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的省给院士一辆别克轿车。
邢：科学院对院士的住房有什么规定？
杨：科学院规定院士是130平方米。我们现在的住房不够130平方米，科学院要给我们在红楼小区那里扩大一下，我们没有搬。
邢：1977、1978年时你们破格提了职称，住房条件有没有改善？
杨：那时候条件很差。1977年3月，我到邮局排队办事，听有人在议论，三里河的高档房子盖好后，什么人有资格去住。谈闲话的人提到了我。一人问：杨乐住得怎么样？另一人说：他肯定住那种五六间一套的单元房子了。他们不认识我，听起来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只有一间住房，三家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
邢：那您1978年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国是对方付的钱吗？
杨：对方付相当一部分，科学院出了一部分。
邢：那么多政治局委员画圈，国家也得出点吧。
杨：对。另外我在科学院比较长地做数学所所长。数学所那时的经费，除了人员工资，那是比较低的，还要订阅图书和期刊，剩下的钱就很少很少了。如果使用一点钱支持一两个人出国交流还能做得到。但我身为所长，自我约束不能用这个钱。那时，我出去的底线是国外能负责我来回的机票和在那边的费用，我就去交流，否则就谢谢，不去了。那时在科学院，只要对方出钱，出国手续还比较容易，不像一些院校批起来很麻烦。
现在条件好多了。一些年轻人一年的科研经费三四十万元并不少见，出去交流用两三万元就容易了。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