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我是奉献者

　　施明德：我是奉献者

　　“我要对所有为理想、公益而受苦受难的人说一句话——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

　　撰稿／贺莉丹（记者）

　　台湾地检署近日以违反《集会游行法》，起诉以施明德为首的“倒扁总部”16人。

该法规定，“首谋者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

　　去年8月，施明德带领百万台湾人向掌权者陈水扁的贪腐宣战，滚滚红潮前，一度感伤落泪的施明德，跪谢长天，“此生，死可瞑目”。那一幕，让人动容。

　　2007年8月15日，施明德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3个小时的访问中，施先生温文平和，对自己被诉极其坦然，谈至昂扬处甚至开怀大笑，举重若轻。

　　分明是十分感性的人。他不掩饰。

　　在台湾地区，66岁的施明德被称为“寂寞先知”。他一生坐牢25年，有13年囚禁于独居房，整个青春岁月在暗室度过，饱受摧残，妻离女散，罹患肝癌……他却始终以微笑示人，坚忍傲然。出狱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

　　从历史的苦痛中走出来，他没有怨，也没有恨，历经沧桑，仍保有赤子之心。

　　追求理想，必付代价

　　记者：此次被公诉，您感觉会不会被判刑？

　　施明德：我心里非常平静。一个人追求理想、为公益付出，必须付代价；我们开展反贪腐的民权运动，必定要付代价。我已付出蛮多代价，25年囚禁、家破人亡……我没有不愉快，这是我必须面对，也欣然接受的。我是累犯，可能被判4年有期徒刑，但我觉得没关系。只要一审判决有罪，我绝不上诉，我马上坐牢。

　　这次红衫军大审是21世纪初台湾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审判；20世纪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审判是“美丽岛大审”，有“美丽岛大审”，才有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这些律师参与，不然他们在整个台湾民主化运动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

　　我希望透过这次红衫军大审达到三个目标：

　　第一，废除或修改《集会游行法》，《集会游行法》是妨害台湾言论跟集会结社自由的最后一道高墙。第二，去年反贪腐，几十万、百万人在街头100天，那时对反贪腐理念我们说得不够清楚，正好利用这次审判机会向外界宣扬反贪腐理念。第三，我们希望促进司法独立。

　　以上三点，我相信可以达到。现在被起诉，我毫不沮丧和难过。一些律师朋友争相要为我义务辩护，都特别希望能参与这场历史盛会。

　　记者：回过头，您怎么看“倒扁”运动？

　　施明德：最重要的是它反贪腐。我想这个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这是一个台湾迎接反贪腐时代来临的运动。一个运动从开始波动到成功有一段，比方1979年台湾有所谓党外的美丽岛民主化运动，后来发生高雄“美丽岛事件”，我们被抓、被判死刑、后来改无期，那时很多人讲台湾的民主化完了，结果反而蓬勃发展；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1963年在华盛顿发表《我有一个梦想》，领导黑人追求自由跟工作权益的“黑权运动”，1968年他被暗杀，今天黑人地位提升了，但还没完全达到目的。

　　第二，台湾人民力量的存在被证实。以前我们认为，台湾人民很冷漠，但去年7天有百万人，每人愿捐100元（新台币）反贪腐，日晒雨淋，不愿离开，证明台湾人民力量的存在，这是民主最好的保障。

　　第三，它证明了台湾人民民主素养之高，几十万、百万人（的运动）持续那么久竟然没流一滴血。

　　第四，最重要的，数亿华人直接间接参与了这个运动。去年“九九”以后，新加坡、泰国、欧美、中国大陆很多人透过网络、电视、广播都参与了这个运动，形成全世界华人社会的共同记忆与经验。

　　现在回头看，我有机会跟百万人民从事这个运动，我非常欣慰。我的健康受了影响，我还必须坐牢，陈水扁的打手包括我前妻都跳出来一直怒骂、污辱我，这些我觉得都值得，都愿意承受。

　　记者：反贪腐的“倒扁”运动在您看来是否仍有遗憾之处？

　　施明德：很多人看到陈水扁没下来，觉得很遗憾，这是很狭隘的观点。

　　我认为：第一，阿扁没有羞耻感，他当然不会自动下台。日本农林部长松冈利胜贪污了3000多万元（新台币），他觉得羞耻，就上吊自杀了；相形之下，台湾竟然有一个最没有羞耻感的人当“总统”，人民也终于站出来反对他。

　　第二，当时有多少人给我施压，我们很多副总指挥、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都说，进去，占领“总统府”、“玉山官邸”（陈水扁官邸），把他抓出来。当时我拒绝了。如果我们那样做，就是革命、政变，而不是我们讲的“和平非暴力”民权运动了，你跨过铁丝网、拳头伸出去打一下，你就从非暴力到暴力，超越界限了。我跟这些人提了五个我不愿进去的理由：一，我跟人民讲的是“和平非暴力”，我不能一下转变成政变和革命，进去以后，一定有伤亡。二，台湾半世纪来都没有政变，我跟许信良也讲，我们对台湾民主化是有贡献的，不止有苦劳，我们是有功劳的人，我不可能把这个新生儿掐死，一旦发生政变，就像潘朵拉盒子打开，台湾经常可能发生政变，民主体制就整个瓦解了。三，不符合比例原则，60年来台湾只有一次可以发生政变，就是2004年“总统大选”，陈水扁那天下午中了两颗子弹，是皮肉之伤，他整晚躲起来，让谣言满天飞，他大赌，当然可以抓赌；四，这次可以通过“罢免案”或司法把他起诉。五，进去后如果抓到陈水扁，该怎么处理？如果抓不到呢？陈水扁跑掉后如果宣布“戒严”，马上会发生内部冲突；更严重的，他可能以外力干扰台湾来解决困扰，他很可能把人民的反贪腐转变成他的“台独圣战”，他敢这样做。

　　我作为运动领袖，不能不考虑这些，我不能让一个内部反贪腐运动变成本地区和平、安定、繁荣的一个新变数。最后大家还是尊重我的。

　　去年11月3日是个重大胜利，陈水扁太太吴淑珍终于被起诉贪污，明显“总统”陈水扁是共犯，明年5月20日他任期截止，就会被起诉，他会像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一样，昔日大“总统”，今为阶下囚。

　　阿扁可能是第五个关我的“总统”

　　记者：您一生好像都在对抗当权者。

　　施明德：我以前被台湾4个“总统”都关过，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有可能再关我，成为第五个。（笑）

　　记者：外界传言您此次被起诉是遭陈水扁“秋后算账”，陈水扁扮演了什么角色？

　　施明德：首先，民进党以前反对《集会游行法》，但它上台7年后，还不想废掉，掌权的人可用来对付异己分子；第二，国民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努力做这个事，也要负一定责任。这个法律没被废除，检察官只能依法行政，我不愿说是“秋后算账”，我追求理想、为公益而战时，必须付代价，我愿意付代价，不想怨天尤人。

　　阿扁扮演什么角色，I don＇t care（我不在意），我管你！我根本不在乎你判我多久，悉听尊便。我愿意付代价时，我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你根本不用攻打！

　　记者：您强调“倒扁”是“爱与和平非暴力”，陈水扁却刻意将它蓝绿化，您有何感受？

　　施明德：阿扁讲什么话，台湾人已不太注意。

　　红衫军最重要的是反贪腐，不介入统独，所以有那么多人（参与）。我很坚持，不让统独、蓝绿的纠葛加入反贪腐运动。反贪腐是一个朴素概念、朴素价值，所以阿扁一定要把它打成蓝绿，阿扁集团只能这样做。

　　记者：贪腐是否为华人社会必须直面的痼疾？

　　施明德：贪腐是世界政治权力滥用的结果，不止华人社会。2003年联合国通过《反贪腐公约》，贪腐使人人付出代价，人人必须反贪腐。也因为这样，陈水扁去年被美国《TIME》列入“十大丑闻”第五名。

　　记者：您和陈水扁现在关系怎样？

　　施明德：去年8月9日我给他的那封信在报纸整版登出后，他曾要跟我见面，我说，如果你早一点，我还愿跟你谈，教你要认罪，但现在不要了。过几天他又找人告诉我，希望我去调查他，我说，现在我已公开站在对立面，不再跟你见面。那以后，他就开始铺天盖地对我攻击。

　　“美丽岛事件”时我不认识陈水扁、谢长廷，如果没有“美丽岛事件”，这些律师根本不在民主化运动里头，他们只是普通律师。陈水扁那时的辩护素养在A、B、C级中属于C级，谢长廷、苏贞昌还算A级辩护律师。那场政治审判最重要的是政治辩护，不是法律辩护，他们反而上了一次政治大课。

　　记者：现在陈水扁、谢长廷与您站在当年的对立面，您是否反思过这个转变？

　　施明德：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耀。我并没有跟权力站在一起，而是跟公益站在一起；我没有跟贪腐拥抱，以后台湾的记录一定很清楚。一些打手就说，红衫军的经费不清不楚。莫名其妙！印章在律师那里，花费要经过几人签名、盖章同意，都不是我签名。我如果在金钱上有任何贪腐，阿扁会饶了我？不马上把我起诉？！

　　记者：您对朋友怎么看？

　　施明德：我的朋友很多。如果没有反贪腐，我在蓝绿高层都有很多好朋友。反贪腐会有影响，因为我站在一些人的对立面，他们在政治利益上必须要保护陈水扁。

　　我是一个没有永久敌人、却有永久朋友的人，即使敌人欺负、压迫过我，到最后我还是会宽恕。有个学者一天跟马英九讲，一个没办法跟施明德做朋友的人是很奇怪的人。马英九跟我的关系就有点怪怪的，（对红衫军的态度）是检验他是不是政治领袖，我觉得，他有电影明星那样的偶像魅力，但不是政治领袖的魅力。

　　民主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28年前，您参与美丽岛游行挑战国民党政权，成为阶下囚；现在，您领导“倒扁”运动，又将面临司法惩治。历史轮回中，您是否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施明德：我这么一生忠诚地在实践，我生命中有这样多美好的经验，我真的感谢上苍！

　　去年以前，我最大的工作是在台大政治系设了“施明德讲座”，促进内部和谐、两岸和平、台湾民主化，是我认为该做的。但没想到我最后还必须要跳出来跟百万人民站在一起，餐风露宿这么久，创造了一个世界少有的运动的和平落幕。上天对我真的太仁慈，我一点都不觉得是牺牲品。

　　记者：这个过程，您是否顾及个人安危？

　　施明德：我奉行是非、原则、立场，不需在意这些。那时充满危险，去年红衫军的时候，有人到我家附近，开了一枪，把玻璃打碎了。警政司长亲自打电话说，可不可以派霹雳小组保护我。我那时周围有全副武装、实弹的霹雳小组，有保全公司、和平卫队。我睡觉时，外面全部包围；我游行时，根本很多人没法接近。那时确有太多这样的声音跟可能性。其实对我来讲，如果那时真有人完成了这个工作，何尝不是我生命最美好的终结呢？（笑）

　　记者：您一生面临牢狱之灾，对生命是否有更深思虑？

　　施明德：中国话讲“多难兴邦”，人生具有挑战，不要怕折磨、挫折、苦难，因为这是成长必要的条件。

　　我一生愿意站在公益跟正义一线，当然跟掌权者站在对立面。以前我担任过民进党主席，陈水扁、民进党很多现在当权干部都曾是我的老部属、老同事，一直关系很好，但到最后要反贪腐时，我也必须做出抉择，切割了革命的温情主义。

　　记者：您自称“民主的老兵”，您自认的使命现在是否完成？

　　施明德：2000年我觉得国民党倒了、民进党执政了，我一生奋斗，希望结束国民党独裁、腐败政权，我曾有点松懈，但看到民进党、阿扁这样贪腐、无能，我必须再站出来，所以我得到一句话——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民主议题出现，都必须不断努力。民主今天是否完成？没有，因为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必须不断努力下去。

　　记者：您认为街头运动在台湾还有多大空间？

　　施明德：任何空间都存在。不要说台湾已民主化，就没有群众运动的必要。

　　记者：有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倒扁”运动成就了施明德，您如何看？

　　施明德：评论太多，我根本不在意。智者永远是智者，愚蠢的人再怎么也聪明不起来。一个不招嫉的人就是庸才，你在浪头上，一定首先要面对风暴。

　　很多毒蛇派的或尖酸刻薄的话，你理会，会忙死，你在意，会气死。如果我真在意这些，我怎么度过我那么漫长一生的煎熬、折磨跟羞辱？从来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时代这样，民进党时代也这样，但我仍傲然独立存在。

　　忍耐不够，必须宽恕

　　记者：您现在的身体情况怎样？最近怎样安排？

　　施明德：去年7月，我发现得了肝癌，（肿瘤）大概1厘米，电烧了；今年我又到美国做了个手术，这段时间我处于养病当中，除必要的出国、演讲或研讨会，连本来在台湾有些大学的课，我都停掉了。（“倒扁”运动）那时刚发现肝癌，连续100天都睡在“总统府”前、火车站，当然欠缺休息。

　　我在休养，我准备出版回忆录。写书，素材整理最重要，我办公室有整箱整箱的资料，在清理战场，我是刻意的。得了癌症很好，我得了肝癌，知道生命有限，很多事我不要理会，想做、该做的事，我就努力做。

　　记者：您平日有哪些兴趣？

　　施明德：坐牢不可能养什么兴趣，坐牢这么久，我连打球、跳舞都不会，就是看东西、思考、写点文字。现在有机会我就出国，演讲兼旅游，我最近到德国演讲，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转了20多天，我（出门）要打扮，戴个墨镜、绑个马尾，我这样子很好认，反贪腐以后，我到新加坡、泰国都被人认出来，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麻烦”了。

　　记者：您是否常感到孤独？

　　施明德：我坐牢20多年，当然觉得很孤独。我孤独，但我不寂寞。

　　其实孤独、被囚禁还好，我真的难过的是，一些老朋友甚至我离婚40年的前妻还可以骂我，让我觉得很痛。我前妻已再婚，跟她后来的先生在一起，又生了4个孩子，孩子都30多岁了。我坐牢，关了十几年，她不要我，正常，我虽痛苦但可以接受，但抛弃我的人说我“抛妻弃女”，她竟然还要求我照顾她，这真的很荒谬！她现在还跳出来辱骂我，把我以前写给她的情书要拿来侮辱我……

　　记者：您如何感悟到宽恕？

　　施明德：1990年5月，我坐牢出来，记者围在那问，你最想对世人讲什么？我马上回了：“我要对所有为理想、公益而受苦受难的人说一句话——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

　　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宽恕，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点。用报复、以牙还牙解决苦痛，都有副作用，宽恕，只有宽恕。示弱是强者的美德，只有强者，才有示弱的权力。一个懂得宽恕、包容的人，他的生命力会很旺盛，人生会很圆满；一个不懂得宽恕的人，他常自囚在无形心牢里。

　　我25年都关在房间里，就是看书、写东西、思考，面对生命的折磨、日夜孤单的摧残，能做的就是知识的增长跟心灵的提升，我的某些想法的确跟我同时代的人很不一样。

　　记者：您曾是“两蒋”时期的重犯，您现在对蒋介石是什么态度？

　　施明德：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蒋介石）他是独裁者，他关人、枪杀人很正常；我是反抗者，被关也应该，里头没有个人恩怨。我也跟他孙媳妇蒋方智怡一起吃饭，我跟章孝严（即蒋孝严）也可以喝酒。2001年，章孝严第一次选“立委”，在台北，要我给他站台，我真的去了，旁边人很奇怪，我上台讲：他的阿公（爷爷）、爸爸关过我20多年，我今天站在这里；他的阿公、爸爸没关过我的话，我可能飙车死掉、被情敌杀掉，我不可能念那么多书，意志更坚定、知识更增长、智慧更成熟，压迫者对成就我也有贡献，所以，我愿意站在这里。

　　人生就是这样，要从好的方面想，不要老想坏的那面。感受到坏的那面很痛苦，再把痛苦展现出来，已不是我要的。我已不愿意把痛苦写在脸上，不愿意把苦难穿在身上，如果我有意识。

　　记者：您是否有崇拜之人？

　　施明德：每个年代、每个领域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人，比如处理内部冲突议题，我非常喜欢南非的曼德拉跟德·克勒克。

　　记者：对您来说，目前人生中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明德：我真的很难想象……以前家里人讲我是“历经沧桑一男人”，我不晓得什么事情会让我颤抖、让我觉得没法面对。没有挑战的生命是黑白的，不断地挑战、回应，人生就这样不断成长、提升。疾病很正常；我不太喜欢面对那么多群众，去年（“倒扁”）那次，不得不，事实上我是个蛮腼腆的人，但在那个场合，就很自然了。（笑）

　　我是和平主义者

　　记者：1984年、2007年，您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您如何想？

　　施明德：如果得奖，我希望能促进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也希望台湾能化解内部仇恨跟对立。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有权有势的人都在争取的，一生被提名两次，我觉得已是莫大荣耀。

　　记者：“特别费案”，马英九被判无罪，您如何看？对目前台湾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您怎么看？

　　施明德：我不想评论，这时台湾司法独立必须被尊重。司法独立，台湾人民需要多加努力。

　　美丽岛时代，我们的大目标是废除党禁、报禁、戒严令和万年“国会”，坚持司法独立，前4个我们都达到了，而到今天还没法说台湾司法独立已实现。检调人员的基本心态跟台湾的司法制度，我想都有调整空间，也都是妨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品质提升的很重要因素。

　　记者：目前蓝、绿两位参选人都有案在身，您对台湾未来的政治清明乐观吗？

　　施明德：他们两个不能代表台湾，只能做4年、8年而已。绝望是人最大的危机，所以我一直保持信心。

　　我看2008年“总统大选”要面对台湾的重大议题：第一，能不能化解内部仇恨跟对立，蓝、绿对抗这么久，仇恨和对立已撕裂台湾。第二，能不能分享利益跟权力，威权时代国民党一党独吞，民进党也一党独吞，社会动荡不安，权力不能平衡，所以必须主张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第三，能不能用全球化观点思考台湾经贸问题、两岸问题。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陈水扁是个不能输的人，2008年选举前会不会发生大问题，没人敢保证。现在论输赢太早，不管民调认为马英九赢了多少，2004年连宋赢得最多，结果怎样？

　　记者：对民进党，您的感受怎样？

　　施明德：中兴比开创更难。去年反贪腐运动，我已跟民进党把革命的温情主义切掉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我就退出民进党，我应该从民进党的施明德变成台湾的施明德，我看台湾问题，不会基于一个党的利益。

　　最怕的是，执政党不好、在野党也很烂，台湾现在不幸就这样。国民党在野七八年，言行、作风还像执政党；民进党作为执政党，竟然还像在野党一样横冲直撞。

　　记者：您如何看待两岸的和平？

　　施明德：示弱是强者的美德，示好是长者的风范。两岸之间，大陆是长者，要了解台湾人民的感受。

　　记者：您对政治抱有怎样的态度？您还会在政界发展吗？

　　施明德：我是一个人权工作者、和平主义者、反战分子，我是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我不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会考虑利害关系，我考虑的是原则跟是非。

　　我目前没有具体计划。虽然一直有人讲，台湾蓝绿对立这么严重，应该有股新力量改变状况，我赞成，但我说，你们不要期待我领导，党主席我当过，没兴趣了。我也担心（台湾被撕裂），但应该要有新的人尽力量，不能老叫我去做事情，你叫一个迟暮美人再假扮花枝招展，像样吗？老生要有老生的装扮！（笑）

　　记者：您对政治是否疲倦？

　　施明德：去年“反贪腐”是我意外的人生最后一战。我必须站出来反贪腐，时势造英雄，时势其实呈现给每个人。

　　我没有疲倦，我一生完成很多我阶段性任务，我是20世纪为民主自由、人权奋斗的人，结果21世纪竟然还活跃街头，我那个年代的民权运动工作者大概当“总统”了，要不就退休了、死掉了，我却跨世纪地还存活。（笑）

　　很多事我不需要再参与，我不愿红衫军组织化，我绝不当无党籍候选人，我不愿再对台湾人说，拜托，请你投我一票！我不需要再委屈自己做这个事情。

　　记者：对台湾族群被撕裂、两极对立的状况，您痛心吗？

　　施明德：我非常难过。这让我有切身痛苦，我出去就碰到、看到、听到这些问题。我不客气地讲，拜托，你们都没被关过、折磨过，你们怎么充满了那么多怨恨呢？很奇怪！你们在折磨自己，你们影响整个社会的愉悦！

　　目的不能美化手段，不能因为你的目的很崇高、神圣、伟大，就认为你可以不择手段完成你的目的，卑劣的手段就是卑劣的。

　　情创无痕，却能碎心

　　记者：坚持信仰，让您失去太多，您是否也有不能承受之时？

　　施明德：我可以无畏死刑的审判，也不怕权势，但1976年我在牢里，我的家庭破碎时，我也痛不欲生！所以我才会讲，“情创无痕，却能碎心”。会有哪方面刚强、坚定、无敌铁金刚，但某些方面也可能很脆弱。

　　麻糬（施先生用闽南话读作“麻吉”）是糯米碾成粉做成团，你可以把它变成四方的，也可以把它搓成长条、球形状；一个人本来要保住本质和外形，但当压力大时，你只好像麻糬一样弃形保质，在牢里，我就秉承某种“麻糬精神”。我一生四分之一世纪在牢里度过，很多人看到我本人，都不能相信我是一个被囚禁了20几年的人，（他们觉得）我应该充满怨气和恨气、杀气，我在台湾的政坛谈和解，主张两岸和平，怎么会？历经沧桑之后，我对人生当然有不一样的看法。

　　记者：您对感情怎么看？

　　施明德：人的感情像条无形的线，一旦有了感情，那种牵挂、捆绑，你想解脱都没办法。感情的创伤没有痕迹，却可以让人的心都碎掉。

　　前年我在国外，台湾有个作家李昂又骂我，李昂是我前女友，我只能讲，“曾经相爱，很难相恨！”她可以恨我，我没办法恨她。她与我前妻再怎么侮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公开回骂一句。

　　到最后，功名利禄已成空，但深情深爱仍在心中。如果一个革命家、改革者都对感情没有那种狂热、执著和投入，我也不相信他真的对抽象的包括正义、公益、自由会有多少坚持，它们其实是共存的吧。

　　记者：您的“三不原则”流传甚广。

　　施明德：我在台湾真的是个传奇人物，很难相信，一个人，一生被囚禁四分之一世纪，没有怨，没有恨，到今天还三不五时地有绯闻出现。作为传奇人物，你必须面对：你做过的事，绝对不能否认；人家说你做过的事，你也不能否认，好像“三不主义”。

　　1990年我坐牢出来，现在高雄市长陈菊的弟弟是美丽岛时候我的助理，他在台大前开了家日本餐厅，请我吃饭，我去了，问他这十来年好不好，他说，“一不主动，二不拒绝”，所以很好。我就讲，如果你喜好玩，还要加上“不负责”，“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叫“三不主义”。

　　正好一个“立委”把喝酒场面开玩笑的话拿来对媒体讲，说我的“三不主义”……这一传，我到哪都有人谈起“三不主义”。我只是在喝酒场合里讲了个玩笑话，要做到这三点，的确很难。（笑）

　　记者：爱情也是成就您的传奇的重要部分吗？

　　施明德：（笑）我不知道，也许吧。很多传闻未必全是真的，我跟文茜吃饭，外面就认为陈文茜是我女友，至少是前女友。我跟她感情深厚，但不是男女之情，是父女之情。

　　记者：您身上的浪漫主义情怀与生俱来吗？

　　施明德：没有东西可以与生俱来，我第一次听到报纸称呼我是“浪漫的党主席”时，我才开始认真看浪漫到底是什么？浪漫很多是鲜花、美酒、恋情、烛光……所有解释我都不满意。

　　最后，我给浪漫下了定义：浪漫，就是以有限的资源或条件，想追求无限的目标和理想的那份情怀与气质。浪漫是一种情怀、气质，它当然不可能与生俱来，它是一种素养，一种文化。监狱跟“浪漫”很难画等号，这也是我蛮传奇的一部分。

　　记者：“沧桑一丈夫”的您，最珍惜什么？

　　施明德：又是个难题……（施先生短暂思索）别人很珍惜的，我未必。我现在总是尽量用最多的时间陪我女儿，一个7岁半，一个9岁，这都很平凡。

　　很多人批评我的感情生活，都没道理。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台南选“立委”，台南神学院的牧师找我说，你选“立委”当然够格，但人家问你的感情生活怎么办？后来我感性地跟他们讲，你们都是很单纯生活过来的人，我22岁坐牢，出来30多岁，不到两年又进去坐牢，再出来50岁了，我根本没有家庭生活，你们用一般人的观点看我，有时会不会觉得太残忍？

　　最近有人要（给我）拍电影，我说，我活着你怎么拍，等我死掉你再拍吧。

　　记者：家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施明德：是我休息、养病、工作、安慰的地方，很好。除非有大事，否则我很少出去。

　　记者：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种死亡方式，您会怎样？

　　施明德：我的人生哲学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的人生规划是从现在开始往后伸，我的人生规划倒过来。我认为人生有两点，一是生，一是死，我不能选择我的生，我希望能参与我的死。

　　从我年轻时，我就想，怎么死法对我最好？我最喜欢的：第一，殉道，为了理想、信仰全力以赴，最后即使被枪决，子弹打进胸膛，鲜血冒出来，血花多么灿烂美好；另一种，如果不能殉道，殉情很好，黄泉路上有人相伴，多么美好。我现在困难的是，今天我因红衫军（被起诉），他也不敢枪毙我，我殉道几乎没机会；殉情呢，年华老去，大概也没机会了。

　　我常跟人开玩笑讲，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寿终正寝，就不要参加我的告别式了，因为这样的死法太平凡了，如果我真的这样死，是上帝对我不公平。我至少要死于非命吧！（笑）

　　我已经很够格在我的墓碑上刻三个字——“奉献者”。

　　记者：您在乎未来的历史评价吗？

　　施明德：任何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我一生真的很严谨地，尽心尽力地，在写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