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军号(图)

　　那架铝制战斗机模型，常年停落在书柜顶端。机身略微倾斜，保持着向高空拉升的造型，尽管灰尘渐落，但上面那颗跳动的红星始终耀眼。作为军人后代，我比其他孩子更熟悉某些军事用品，从日常的水壶，到比武时开进操场的坦克──我曾站在沉厚的履带上，观察士兵擦拭他们准备中的刺刀。家里的被罩是用降落伞做的，半透明的乳白色，面料在我摩挲的指间发出沙沙细响，我幻想把它变成一条公主连衣裙。还有压缩饼干，几乎是传奇色彩的食物，仿佛魔碗般的童话道具成了现实：小小体积，提供着取之不竭的热量，我迷恋它因为压缩而变得丰富的口感和回味。

　　住在家属区里的军人，多从事文学艺术或机关行政，除了身着戎装，他们与地方人员的区别不大：在我的意识里，他们好像位于某种衔接状态。隔年累月，只有在执行特殊任务时，我才会被偶尔的军号唤醒。而真正根据军号来决定作息时间，已是多年以后，算是我亲历的军旅生涯吧，它短暂，并且属于模拟期，那是我的大学军训。前后一个月，已经达至我承受的极限。枯燥的队列练习。在清晨浸凉的煤渣路上匍匐。长途拉练，忍着脚底血泡追赶渐行渐远的队尾。训练后疲乏又饥饿，但必须歌声嘹亮，才有资格获准吃饭权利。我永远做不好内务，为了维护班里的整体形象，我经常偷偷把班长叠好的示范被当标本摆搁到马扎上，然后睡在硬床板上，盖着两端漏风的窄褥条当作被子。我为此感冒咳嗽，自怜得像孤儿院里的简爱。每天我都倒计时，盼着惩罚般的日子快点结束。军训的唯一好处，是纠正了我严重的偏食习惯，无论什么都能激起我旺盛的食欲，从食堂大铁锅里舀出剩下一点最后的汤水，也让人欢欣不已。同时，我也微微羞耻，自以为能够桀骜不驯，结果稍一考验，就暴露出自己不过是个斗米下臣服的庸徒。

　　虽然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并且父母至今仍住在军队家属区，但我一直试图远离军队带来的影响。因为我所向往的自由和个性，冲突于那里的约束和服从。我向往成为一个信马由缰的写作者，天地纵横，不被什么阻拦。写作是审视自我，而军队，意味着放弃个人。我尽量按照相反的方向设计自己，坚信只有按照这个途径，才有可能抵达艺术的远方。

　　年龄渐长，我在文字里努力挖掘潜藏着的自我，不得不承认，性格里的自律意识和团队精神，得益于我的成长环境。尽管如此，我依然心怀抗拒。参与“作家走军营”活动，起自一个误会，我以为会深入类似于西沙群岛的极地边城。晃动眼前的，是纯粹旅游意义上的诱惑，而军营，在我心里更像一个出行借口。等确实听清楚行程，站站都是内地部队，我难免有些后悔，答应得太快，我只好花费漫长的十多天来履行自己草率的承诺。

　　没想到，这次主旋律的活动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震撼……当我看到他们严格得近于残酷的训练，看到从运动着的坦克履带之间穿越泥泞的身体，看到黧黑得使五官惊人相似却全都尚未脱尽孩子气的脸，不仅透支体力，他们心理上的负荷远非我能想象。当我带着浓厚的猎奇心理钻进潜艇，缩手缩脚地，在布满金属配件的机械舱探查……不过15分钟，我已经感到憋闷恶心，匆忙从透气孔钻出来，深深呼吸大海上浩荡的风。我明白，刚才生理难以忍受的环境，已经是在打开与外界流通窗口的条件下，而他们的训练，绝对封闭。那么逼仄的空间，他们没有一张安枕的床，只能错身蜷缩在庞大的管道系统和轮轴之间；那么浊重的空气，机器的油、炒菜的烟、人体的汗等等混搅在一起──他们要在百米之下的海底与世隔绝，度过艰难的数日。而一旦战时的潜水艇被发现，就会成为最容易袭击的目标。这些战士又是谁家的孩子，在父母无法关照的地方，默默地流汗流血，有时甚至需要与死神狭路相逢？

　　为了呼吁中的和平，其实我们盼望着，战士们艰苦中练就的杀敌本领，永无用武之地。是的，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去释放青春中积蓄的力量，然而，一旦燃起烽火，他们谁也无法避免战争中的牺牲，假设，他们就此熄灭自己的火亮，这些年轻的孩子啊，甚至还没有规划好人生完整的目录。

　　英雄，不仅在他敢于付出什么，胆大妄为之徒也会有一腔悍勇；英雄的概念，在于他在敢于付出的同时，内心还在珍惜着什么。以前听到对军人铜墙铁壁的赞美，我总想，要使人具有金属质地，首先，就要克服柔肠，包括对爱与美最精微的体验，我仅仅把军人理解为无视肉体痛楚和险恶未来、凭靠一股忠勇作为行动指南的人。如果仅仅如此，孤胆英雄也无法让我心震颤，我会狭隘地猜测，他们对苦难和孤独或许没有那么敏感强烈的情感反应，性情上粗糙一些，麻木一些，会降低困苦和灾难带来的打击。但是，当与他们近距离交流，我所面对的，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微笑。一个潜艇士官在谈到艰苦时轻描淡写，倒是兴致勃勃地讲起乐趣：经历数天沉闷训练后，他从声呐里突然倾听到秘密前来的陪伴者……那是歌唱着的鲸群，长久跟随着潜艇，一起在古老而幽缓的波浪里航行。是他幸福的回忆，让我醒悟，战士并非军事机器上一个无动于衷的零件；而烈士，也不是墓碑上渐渐模糊的笔划，他代表着真实的眼睛、独特的个性和因他离去而未来塌陷的亲人们。

　　他们成为没有选择的人，才使我能在自由中选择。我感受到迟来的愧意。愧意，源于自己被保护着而缺少感恩。以前读过一则小品，说一个人与护佑他的神并肩同行，道路上一直留下两行脚印。后来这人经历坎坷，侧身观望，发现旁边的保护神消失了。当历尽沧桑，渡过难关，他回首来路，凄凉地看到：地上只有一行脚印。当保护神再次现身，这人愤然责问着神的弃离：“当我遭遇苦痛，你在哪里？”神指着地上的脚印，温柔地回答：“孩子，那是我在托举着你呀。”并不是说，十天的接触使我的态度从极端抗拒转化为绝对讴歌，但至少，我明白了，我所一味强调的自由里，不应该忽略，是什么在基座上无声地支撑。我再也不会把军号看作扰人清梦的喧响，我知道每时每刻，必须有人以血肉之躯捍卫着冰冷的武器，有人才能心无旁骛地吹响明媚的乐器。

　　这次活动，带给我的体验不单是局外人的观察和判断，也使我意识到作家的身份反省问题。出发前，我相信有些作家和我一样，抱着潜在的文化优势心理。总觉得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职业军人似乎就意味着逐渐的工具化过程，就意味着他们注定驻守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当他们进行高度重复的动作练习，当他们在维修操作中全身滚满油泥，不开口的时候，他们几乎就是名分更好听些的重体力劳动者。而此次见到的官兵，与我想像的大相径庭，不仅在披坚执锐中显示了男人气概，他们的文化积累、他们的眼光和胸襟也更令人刮目相看。

　　印象最深的是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的一名基层军官席家军，他有果敢的判断力，蛇打七寸的表达精确性和力道——座谈过程中，无论是逻辑力量、修辞色彩和他贯穿整个论辩过程中的从容态度和自如风采，都让人颇受震动，大大刷新我们对军人的惯性认识。席家军并未与我们就军事的专业知识展开讨论，而在应该是作家强项的“辩术”中博弈取胜。而我们，先期对自己文化优势的预设，不过是用自以为是的假想概念来覆盖整个群体，其实，我们也就此丧失了作家最重要的品质：对个体的真正尊重。如果没有学会平等地倾听，再优秀的作家也只能在个人经验的井底发出蛙鸣。

　　（作者为《十月》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