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为了解决首都“首堵”问题，8月17日至20日,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进行“好运北京”环境交通测试。在此项措施实施之初，我就担心，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常态的“治堵”方式，会不会伤害私家车主的财产权？
财产权不仅仅是财产的所有权，还包括受益权、享受权、自由转让权等一束权利，单双号限行会侵犯车主对私车的受益权。
20日测试完后，我注意到北京市有关部门不断公布单双号限行带来的种种好处，又是道路畅通了，又是空气干净了，又是出租车生意好了。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只传播种种测试成功的信息，让私家车主对着镜头说“我奉献我快乐”，让街头百姓说出“期待限行常态化”的声音，闭口不谈对私家车主造成的不便。
北京的私家车虽然越来越多，但相比之下，私家车主毕竟还算舆论少数。那么，无车族会不会利用自身的多数优势，力推单双号限行的常态化，去伤害少数人的利益？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多数人暴力这种奢侈的“民主病”，一般较多地发生在民主过度的国度中。中国当下最多还是“少数人暴力”，但存在着激发多数人暴力的环境：市场与民主同时输入中国，却施惠于不同群体，市场让少数先富者获益，而民主让贫困的大多数掌握了一定舆论话语权，于是就挑起了嫉妒和仇恨。前段时间两起事件中就显露出多数人暴力的迹象。一是在向富人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上，某网站的投票显示，认为“现阶段有必要开征遗产税”的人，占到67.74％；再就是湖南、浙江等地出台政策以天价处罚富人超生，浙江就对一个超生的私营业主开出了101万元的罚单，重罚迎来了舆论的热烈欢呼——在我们的舆论中，富人身份好像就意味着罪恶，侵犯他们权益的事情，常能赢得大众没有原则的叫好，这就是多数人暴力。
这种语境中，如果让买不起房的人投票决定任志强的命运，任志强很可能被投入狮笼中；让大众投票决定富人的财产，富人的财产很可能就被分光。而在此次单双号限行中，从道路畅通到空气变清，多重利好多数人受益，又有官方舆论暧昧的暗示和支持，这对无车的大多数是一种诱惑：这时候如果提起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议程，很容易形成压倒性的意见。在多数人的支持中，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很容易被剥夺，而且剥夺得冠冕堂皇。
让人欣慰的是，此次民间舆论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智和清醒。我注意到，各大网站的许多网友（应该还是无车族居多），并没有咄咄逼人、气势汹汹地向私家车主施加话语暴力，没有顺着某种暧昧的官方舆论，无条件地支持侵害私家车主利益的单双号限行，而是非常理性地指出这种限行的弊端，认为解决拥堵的关键还是发展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解决空气污染根本还在能源替代。评论者也表现了很可贵的理性，指出“出于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常态化，显然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不要用"堵"的办法对付"堵"”。与无车族聊天，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对限行常态化的期待，而是说如果治路堵可以单双号限行，那么解决人多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规定“单号出生的公民只能单数日上街，双号出生的公民只能双数日上街”。
真正对法律的尊重，不只表现在自己成为受害者时才依赖法律的救济，更重要的是在处于某种道德或多数优势时，能突破利用多数优势的冲动，为处于劣势和少数的受害者，寻求法律保护——此次单双号限行问题上，公众表现出这种可贵的理性。大多数人没有为侵犯少数人利益而欢呼，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今天在单双号限行上，你是那个站在多数人队伍中欢呼的人，多数人暴力下，总有一天，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成为被剥夺和侵害的少数人。在权利问题上公民应有鲜明的原则，多数和少数不能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对立起来，而应团结起来防范公权力的侵权冲动。
公众的这种理性对有关部门是一种提醒，在制定诸如单双号限行之类的措施时，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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