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北京版语文教材之争释疑
北京版课本富有时代性、创造性、灵活性，基本上体现了教育部《纲要》和新课标的内涵
文/陈晓晨
刚刚拿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录取通知书的小杨即将开始他的高一生活。
与此同时，新教材的部分内容也广为社会各界所知。其中，“《雪山飞狐》替《阿Q正传》”、“金庸替鲁迅”的说法在网上迅速流传，激起网民热议。来自网上的调查显示，对金庸作品入选中学课本，有23.6%的网民认为“绝对是好事”，同时也有16.38%的人认为是“坏事，会教坏下一代的”，而将近49%的网民则表示“很难说，关键在于老师怎么讲”。
《雪山飞狐》与《阿Q正传》
“根据教育部推进课程改革的统一部署，今年北京市教委根据一定的地方特色，在多家出版社提供的教材中选择了最符合教育部课程标准的教材。”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北京市地理特级教师李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等九个区县将要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替换原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新教材中有一半左右的课文与以前的人教版不同。
据了解，北京版语文课本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增加了很多中外当代文学的新内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秦腔》等文学作品被选入教材。不少脍炙人口的外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也进入了教材。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完整的古文名篇被撤下。
新版教材中令人关注的是《雪山飞狐》进入教学参考书部分，容易使人联想到作为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就是一位知名的“金庸迷”，他开设的选修课《金庸研究》在北大堂堂爆满。但是，此次《雪山飞狐》入选，其原因还不是孔庆东的力荐，而是主编的拍板。北京四中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主编顾德希推荐了《雪山飞狐》作为学生拓展阅读的书目，最后被确定下来。
不过，《雪山飞狐》入教参，其原因是否真的是编委中的“金迷”们个人喜好的结果？北京版语文编写组成员、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特级教师薛川东介绍说，选择《雪山飞狐》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参考书目的多样性，引导学生在课下积极阅读。“这也是为了贯彻教育部新课程改革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促进教材内容的多样化，以供学生进行选择。”一些编委还认为，金庸作品贴近学生，在中学生中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因此，这样的改变也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改理念。
孔庆东坚决否认了“金庸取代鲁迅”之说：“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薛川东老师介绍，《阿Q正传》落选的真正原因是其篇幅过长，进入课本只能节选，而删节则会破坏原文的整体性。另外一个原因是与学生的接受程度有关。编写小组特地对鲁迅的几篇文章作了调研，进入中学课堂听课，看到底好教不好教。最后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虽然经典、但同时也“不好消化”的名篇，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学生们的感受。
在采访中，编委们一再强调，“鲁迅被取代”的说法并不真实，在北京版语文教材中，仍然保留了鲁迅的六篇作品。“因此，即使《雪山飞狐》取代《阿Q正传》的说法勉强成立，也不能说金庸取代了鲁迅。”
课程改革以人为本
“教材变动的趋势或者说指导思想是使教材具有时代性，更贴近学生自己的生活，同时抓住前沿的东西。而且更加具有选择性，目的是培养多元化人才，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李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时代性和选择性是这次课改的核心目标与指导方针。“北京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语文教材样本，都比较好地契合了这一目标，因此最后建议市教委，9个区县采用北京版，9个区县继续采用人教版。”
据北京出版社介绍，北京版高中语文课本全套分为五本必修和四本选修，还有自由选修。参加高考想读大学的学生必须要学完四本选修。在这套教材的推荐选修课部分，收入了一篇《新鲜的网络语言》。这篇文章的入选，可以说是新课程改革“时代性”的集中体现。这篇文章的入选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一些编写人员看来，网络语言的确有自己的缺点，不严密，缺少高雅的色彩。“但是，这种新鲜事物谁也阻挡不了，它随时在产生和更新之中，我们选入这篇《新鲜的网络语言》，也是表一个态——时代在发展，新的语文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必然要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雪山飞狐》替下《阿Q正传》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命题。事实上，更多人看到的是这一事件传递出来的信息。
“选金庸还是选鲁迅，很大程度上是个表面的问题”，一位教育专家在采访中指出，“甚至选北京版还是选人教版作教材，也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因为所有版本的课本都是同一个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大厦，这个基础就是教育部审定的新课程标准。因此，这次课程改革最重要的不是课文的变化，也不是出版社的变化，而是课程标准的变化，是整个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时代性的课文，时代性的课后作业，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新课程标准中渗透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根本理念。”
新课标之“新”，最突出体现在课堂要求上。原教学大纲中，侧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硬性要求。根据对某一知识点的重要程度，将所有知识点分为“了解”、“掌握”、“应用”三个级别。新课程标准废除了原有大纲中硬性要求的方式，代之以“认知目标”、“技能目标”、“情感目标”三个层次。以新入选的《许三观卖血记》为例，如果按旧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将是“了解余华作品”、“掌握小说中的叙事文体”、“应用某具体写作方法”。但在北京版教材中，按照新课程标准，这篇文章的教学目标是“感知小说内容”、“领悟作者对生命循环的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和“体验文章流露出来的人情美”。行文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思路跃然纸上。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新课程标准与旧课程大纲对比非常明显。原有的“教学大纲”只重视知识方面的教育与灌输，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而且内容多年不变，难以与时代接轨；容易鼓励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难以令学生喜欢。相比之下，新课程标准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即通过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从而达到教学目标；重视与时代接轨；重视提供多样性的教学，满足不同禀赋的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新课程标准内在地要求教师灵活掌握，实施生动的、多样的教学，改善教学关系，使课堂变得更加吸引学生。
教育部启动课程改革
“北京市的课程改革，是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多方协调参与的一次重大改革。”李奕介绍说，北京的课改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受访的专家称，陈旧的课文内容、过于硬性的课程要求和死板的教学方法，是制约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三大因素，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我国基础教育本来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强的，但是教材和课程安排过于死板，成为基础教育的瓶颈。比如教学中更强调对知识的传授，很多老师都是照本宣科，导致学生死读书，在增加学生负担的同时并没有提升综合素质。这些弊病越来越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不相吻合。”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一位资深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由教育部提供给本刊的这份《纲要》指出，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是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在《纲要》的基础上，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出台了新课程标准。根据新课程标准，由各家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教育部采取“一纲多本”的政策，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一以教育部新课程标准为基础，自行选择课本。2007年1月，北京市启动课程改革。经市教委组织专家组审议，认为北京版课本富有时代性、创造性、灵活性，基本上体现了教育部《纲要》和新课标的内涵。北京版课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今年新学期的高中课堂。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教材选用的权力完全下放？“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教育部采取了若干措施，规范各地高中课本的审定。比如，建立教材编写的核准制度，教材编写者应根据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向教育部申报，经资格核准通过后，方可编写。除经教育部授权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外，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及跨省使用的地方课程的教材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地方教材须经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教材审查实行编审分离。这些措施保证了国家对教材编写、审查和流通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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