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麦当劳到关塔那摩

　　从麦当劳到关塔那摩

　　本刊特约记者 闻新芳

　　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马特”和“马丁”走进了关塔那摩监狱，冷淡地注视着眼前的阿拉维：“我们会让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只要你再度跟我们合作，就能马上回到英国。

　　“可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卧底！”阿拉维愤怒了。

　　“马特”和“马丁”无动于衷，仿佛他们在麦当劳接头的那些事从没有发生过。阿拉维绝望地坐下，监狱的地板一片阴冷：“我替你们抓到了本·拉登的‘欧洲特使’，你们却出卖了我。”

　　“007”在麦当劳接头

　　今年5月，39岁的阿拉维终于结束了5年的牢狱之灾，从关塔那摩监狱回到英国。他坐在《观察家》报记者面前，尽管穿着名牌牛仔裤和衬衫，但看上去仍比5年前消瘦不少。即使难得一笑，也无法掩饰眉宇间的抑郁与痛楚。

　　“16岁那年，父亲不堪萨达姆政权的打击，带着我们来到了英国。”阿拉维静静地回忆着：“我进了著名的米尔菲尔德公立学校，后来考上了伦敦玛丽女王和温斯特菲尔德学院。1992年父亲去世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获得了英国国籍，但我保留了伊拉克国籍，希望将来向伊拉克讨回父亲的财产时，能方便些。”

　　住在伦敦穆斯林聚居区的阿拉维，常常去清真寺，在这里，他认识了阿布·卡塔达——日后被英国政府称为本·拉登“欧洲特使”的人。“和认识其他人一样，都是在清真寺里的一面之缘，然后有了一些不深入的交往。”

　　阿拉维是个活跃的穆斯林，而且思想温和，这让英国军情五处有了好感。好几次，特工们和卡塔达会面，都叫上了阿拉维，帮忙做翻译。“我私下问军情五处的官员：‘跟卡塔达交朋友不会有问题吧？他可是个思想激进的人。’他们总给我吃定心丸：‘没事，没事。’”

　　然而“9·11”恐怖袭击发生了。几个星期后，特工“阿列克谢”和“马特”突然出现在阿拉维面前：“军情五处希望你能做我们的线人。”显然，这一次特工们做足了功课，对阿拉维了如指掌，但说话的口气却像在审犯人，这让阿拉维的心里隐隐不快。

　　一周后，特工们再度登门拜访，邀请阿拉维跟他们到外面谈点事，先是在维多利亚区的一家小酒吧，然后又改到麦当劳。“我记得电影中的007约线人谈工作，不是在豪华夜总会，就是在五星级饭店，可他俩却选了肯辛顿街半地下室的麦当劳内。最离谱的是，明明是吃饭的时间，他们却只要了饮料，其中一个家伙居然还说：‘我们不太习惯这时候吃东西’！”

　　“他们说愿意给我钱，让我当卧底。我告诉他们，做卧底可以，但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给英国做点好事。‘9·11’发生前，我就觉得穆斯林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很紧张。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坐下来谈谈，我很乐意。”

　　不过，阿拉维很清楚，替军情五处当卧底很可能惹火上身。于是，他要求特工们保证，他不会因为和极端组织恐怖嫌犯接触，而变得不清不白。军情五处的回应是——专门安排一名独立律师“西蒙”与阿拉维会面。“他向我保证，军情五处一定会保护我和我的家人，还承诺一旦我被捕，他会出面证明这一切。”

　　捕获拉登“欧洲特使”

　　“9·11”恐怖袭击发生三个月后，英国通过《2001反恐怖法案》，允许执法机构无需指控，就可逮捕像卡塔达那样的恐怖嫌犯。可在法案通过前，卡塔达神秘消失了。

　　2002年春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了阿拉维家里，约他到伦敦一个清真寺会面。阿拉维赴约而去，开门的赫然是卡塔达：“你帮我找个新住所。”很快，阿拉维就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了卡塔达。

　　一周后，“阿列克谢”再度出现在麦当劳，张口就问：“哥们，你知道卡塔达在哪吗？”阿拉维犹豫了一会儿：“是的，我知道。”“阿列克谢” 兴奋不已，立即带了他去见他的上司，一个自称“马丁”的人。

　　阿拉维与特工们会面后，坦率地告诉卡塔达，自己已向特工汇报了他的行踪。“他很吃惊地看着我，显然不喜欢我这么干，但却没有多说什么。说实话，我当时真觉得我能促成双方坐下来好好谈谈。”

　　从此，阿拉维成了军情五处和卡塔达的中间人。初夏的一天，卡塔达终于同意与特工会面了。可阿拉维刚把这一消息带给军情五处，卡塔达就给他打来电话，说了很多恩断义绝的话。阿拉维听着听着，却突然松了口气，“我觉得解脱了，压在心头上的一座大山搬掉了。”2002年10月，卡塔达被英国警方逮捕。

　　特工翻脸不认人

　　卧底生活告一段落，阿拉维的心情轻快了很多。一个月后，他叫上两位朋友——巴纳和阿卜杜拉·阿·乔诺迪，准备去冈比亚帮自己的哥哥瓦哈卜打理花生加工厂。

　　出发的前一天，巴纳那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军情五处的特工和伦敦警察突然联系他：“给我们当卧底，你就能以新身份开始新生活，我们还会给你英国公民身份。”巴纳拒绝了。特工们倒也没说什么，只是告诫他别把这事说出去，还保证不会耽误他第二天的行程。

　　谁也没想到，特工们一转身，已经出卖了他们仨——英国军情五处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去一封密电，“阿拉维和他的同伙打算携‘炸弹定时器’赴冈比亚”。还特意强调阿拉维是卡塔达的“密友”，是个“不折不扣的伊拉克极端分子”。

　　第二天，阿拉维一行三人刚到机场，就被扣下了，送往帕丁顿·格林警察局拘了5天，可警方里里外外搜查的结果是：“炸弹定时器”原来是个手机充电器，只好放了他们。蒙在鼓里的阿拉维等人，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便重新订了飞机票，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然而，军情五处给中情局的第二封密电早已发出，强调阿拉维确是“伊拉克极端分子”，“他很快会获释并飞往冈比亚班珠尔”。2002年11月8日，阿拉维、巴纳、乔诺迪一下飞机，就被美国特工带走了。就连前来接他们的哥哥瓦哈卜也难逃此劫。

　　受尽CIA的折磨

　　瓦哈卜和乔诺迪是英国公民，很快便获释，倒霉的是阿拉维和巴纳。一个美国特工告诉阿拉维，他将被押往阿富汗的美军监狱。“我们知道你替军情五处干过，你把真相说出来，我们会放你出去的。”

　　阿拉维发现，军情五处把他的所有秘密档案都捅给了美国人。他免费提供的情报，如今竟然成了美国人指控他是恐怖分子的罪证；他来到冈比亚做生意，也变成了来开设“恐怖训练营”。阿拉维觉得太荒谬了：“我在这儿除了哥哥，一个人都不认识！”

　　阿拉维的噩梦开始了。

　　他们被换上连体服、垫着尿布、戴上手铐、蒙住眼睛、堵上耳朵、罩着头罩，被美国特工押往机场。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阿拉维和巴纳被押进了中情局的“黑狱”。“我缩在牢房一角，冷得直发抖。唯一能见到的亮光，是看守拿着手电筒来看我是死是活。为了驱寒，我拼命做俯卧撑。我安慰自己说，‘他们总算还没有杀我！’唯一能做的是等待。”

　　等了半个月，结果却是在拳打脚踢中，送往巴格拉姆美军基地审讯。又过了一个月，阿拉维和巴纳被转押往古巴关塔那摩美军拘禁营的5号营区。

　　“你想在5号营里跟人说话？除非，你把喉咙喊破。那简直是一座坟墓。去年6月，三名嫌犯自杀后，美国人变本加厉地折磨我们。要么就将空调开到最高温度，想把我们热死；要么就把空调调到最低，想把我们冻僵……”

　　当关塔那摩军事法庭对阿拉维初审时，阿拉维要求通知军情五处的“马特”、“阿列克谢”和“马丁”出庭，证明他是军情五处的卧底。然而，曾经信誓旦旦要保证卧底安全的英国军情五处，却以“没有全名，找不着是哪些特工”为由拒绝了。

　　阿拉维一直煎熬到了今年5月。关塔那摩军事法庭终于判定，“他不是恐怖分子且与恐怖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回到英国的阿拉维身心俱疲，他约见了记者，讲述一切。因为他要帮助还在牢房里的巴纳洗刷罪名。而更重要的是，阿拉维要唤起全世界的思考——反恐需要卧底，但不能过河拆桥，更不该加害他们。当恐怖分子和反恐斗士的“互相渗透”日益复杂，该如何保护反恐卧底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