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来自农村的“炼钢者”

　　陈忠实：来自农村的“炼钢者”

　　对于60岁的陈忠实来说，创作之外的喧嚣是无奈的，而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农村与农民。

　　撰稿／陈 冰（记者） 施丹妮

　　中国当代文学史翻不过陈忠实这一页。然而《白鹿原》之后，陈忠实淡出人们视线太久了，仿佛在奏上了一曲华彩乐章后画上了一个戛然而止的句点。

　　陈老坐在记者对面，手里夹着长年不离的烟卷，他一直保持着紧皱着眉的思索状，但一旦谈起农村和作品，他又笑得很开怀。他的语速很缓慢，说话时带着浓重的秦腔，脸上印刻着如西北土地般的沟壑，这是个把大半辈子投诸农村的作家，即使在这个喧嚣的商业社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名号加身的时候，他依然显得谨慎平和。对于这个60岁的老人来说，创作之外的喧嚣是无奈的，而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农村与农民。

　　说不尽的农村

　　新民周刊：您在农村多年从事基层工作，是农村生活的亲历者，后来您当了作协主席，离开了农村，依然还是农村生活的实践者吗？

　　陈忠实：我一共在农村生活了30年，直到1992年《白鹿原》获奖才住进西安市区的作协小院，一直住到现在。但我并不觉得自己住在城市，对我而言，它还是很陌生。对农村、农民，我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对于农村，我不需要理论认识，我只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作家是很重要的。

　　现在农村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很多的，就关中地区，农民已经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住房也得到了改善，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增加经济收入的问题。

　　农民常常会遭到意料不及的损失。有个地区种大棚蔬菜，农民告诉我产量很好。再过了一年，青菜就推销不出去了，地方政府只好把蔬菜低价收购发给单位职工，说是帮助农民减轻损失。我们的土地，北方人均一亩多，南方人均半亩多，种什么能发财，能供得起大学生，能娶媳妇？种金子都不行！

　　我在美国坐车好长时间都看不到农村，加拿大那么好一块地，不种庄稼，种草，晃荡着几头奶牛。再看看中国的农民，中国造公路、弄钢筋水泥、饭馆伺候人的都是农民的孩子。中国的快速发展，农民成了最大的廉价劳动力。最典型的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国农民的痛苦还要经历很长时间，他没有土地，他还要依赖城市生存，去做苦力。

　　新民周刊：几十年来乡村也在经历变化，这在您的作品中有观察和体现吗？

　　陈忠实：昨天作为今天的参照，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1949年到1992年，村里能盖上大块房子的不上10户，现在基本都盖上房子了。我的短篇小说都是我对这些变化的观察。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希望农村物质文化水平都能提高。虽然我现在已不是农民的一员，我住在城里，我的几个子女也都在城里。但情感上还是抱有这种心态，习惯从农村的角度看问题。我不是农民代言人，但我对农村怀有感情。

　　新民周刊：《关中风月》的后记中说，家里的后院就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从小就厌烦这道坡，跟父亲上坡劳动特别费劲，这样辛劳的生活体验与艰辛回忆怎么会成为《白鹿原》的创作源呢？

　　陈忠实：我记得那个坡地特别陡，我推着个小木推车跟我父亲上山推土，那真的很苦啊。但生活经验和创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说我那时候很辛苦，但随着认识水平的变化你对辛苦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生活经验像矿石，但能炼出什么钢来，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回望所经历的东西提升思想境界。

　　对创作要专注

　　新民周刊：1992年的《白鹿原》让您实现了“有本书带进棺材当枕头”的愿望，为什么之后再没有出过新的长篇作品？

　　陈忠实：不知道，就是长时期对长篇小说写作高扬不起来，原本《白鹿原》写完后说马上要投入到新的长篇创作中，但一下子丧失了兴趣，更希望写些散文，七八年前试探着写短篇，就对短篇特别喜欢。这本《关中风月》就是《白鹿原》之前和近几年写的短篇小说，以后我还想写短篇，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新民周刊：作家柳青曾提到“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60年一个单元”，对这句话您怎么看？

　　陈忠实：柳青是我很崇拜的作家，对这句话我是很信服的。在整个人生中要做到专注、心无旁骛、不受名利干扰。一般作家很难有60年的创作历程，80岁还能保持创作能力的可能性不大，无非是保持专注性。而且现在社会对作家的诱惑层面比柳青时代多得多。柳青的时代是时代对作家的压迫，我们这个时代是社会种种诱惑把我们的意志从稿纸上移开。

　　新民周刊：您曾将作协主席定义为“这是由嫉妒和阴谋导致的职务，目的在于终止一个作家的辉煌并不允许他继续辉煌”。您担任的作协副主席一职，还有其他行政工作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

　　陈忠实：有些活动，像作协开作品研讨会怎么推脱？还有些社会活动，像今天上午参加了电视台的节目，我是真不愿意。我们西安电视台也经常会请我去电视上讲讲，谈农民问题我愿意，可不能老让我去，你总不能把我弄到西安人民看到陈忠实就吐唾沫的地步吧。如果现在能排除行政工作，有选择的话，我更愿意只当个作家。

　　新民周刊：易中天来上海时说，做学问很重要，传播也很重要。当代作家只待在书斋创作是不可能的？

　　陈忠实：作家的第一要务还是先把作品写好，作品写好了自然有评论家把好作品“挖”出来。我觉得作家应该把更多力量放入创作，但在这个张扬的社会，好的作品也要推广。

　　新民周刊：《白鹿原》之前被北京人艺排成了话剧，今年7月舞剧《白鹿原》又刚刚在西安演出，获得不少赞誉。听说西影厂买下了电影版权，不同形式的《白鹿原》你都会去看吗？

　　陈忠实：我肯定会去看的。这让我感觉小说里的东西一下子变真实了，我看看濮存昕，这不就是白嘉轩吗？舞剧又是其他演员扮演的，你想想宋丹丹和舞蹈演员都在演秦小娥，他们却又是那么的不同，这感觉很奇妙。不同艺术形式的差异很大，电影不可能把所有人物包括进去，我的基本立场是我把版权卖给你，我就不说啥了，我相信编剧导演。

　　新民周刊：一方面《白鹿原》表现了传统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无情压抑，另一方面，却又对传统文化持激赏的态度，这种矛盾一直在您的创作中体现着。十几年过去了，你对传统文化是否依然保持着这种矛盾心态？

　　陈忠实：这是一种形态，革新、革命过程中总会保留人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上个世纪初，一代人都经过了这个洗礼过程。对待传统存在着一个扬弃的过程。

　　新民周刊：您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有什么印象？

　　陈忠实：我坐在车里望上海，上海竟然繁荣到了这种程度。我是1984年第一次到上海，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拥挤到了这种程度，一间卖花衬衫的小破店，人人都恨不得从前面人的头上、肩膀上爬进去买衬衫。我去城隍庙买了平生第一双皮鞋，是上海的老牌子，头很圆，明光鉴亮，拿回去只有进城活动才穿，平时就穿布鞋。（这次）再到上海，浦东崛起了森林一样的高楼，就是用100万字也写不尽上海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