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下的检察制度

　　雨后的京城，草木茂盛。或许是经常下雨的缘故，今年的盛夏有如早秋，天高气爽，使人心旷神怡。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确立的重点检察理论研究课题——中国宪政与检察制度，并将这一成果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宪政和检察制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顾名思义，中国宪政与检察制度就是以宪政视角研究人类的检察制度，以突破传统的就检察说理论的习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创意的。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宪政不等于宪法。宪政不仅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更意味着对法治的尊重。换句话说，有限政府与法治精神之于宪政，有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政是一种通过宪法实现有序民主政治的状态或是一种宪法秩序的实然状态，是静态的宪法规范和动态政治实现的统一，表达的是应然性的价值追求。因此，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但实现宪政必须要有宪法。可见，宪政的范畴要大于宪法，如果说宪法是静态的法律范畴，那么宪政则为动态的法治范畴。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静态上的规范是由宪法规定的，在动态法治上，更注重于制度与现实的结合，用法律手段保障宪政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换个角度，以形象艺术的思维来看，宪法、宪政与检察的关系可以用八个字来描述：“舟之罗盘，鹏之眼睛”。宪法之规定有如大海之航线，宪政犹如舟船必须沿着既定航线前进，检察犹如罗盘，运用国家赋予的法律“仪器”，规范航程不逾矩，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同理鲲鹏展翅蓝天亦然。此说只是一个比喻，有无道理，可以商榷。对此，本书的第一、第四章阐述得比较充分。

　　我们研究的另一个较有创意之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社会关系的发展总会在人类思维中产生与其现状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并且影响着人们对制度的渴求。检察制度与宪政制度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制度现象，其出现伊始便融入了社会关系发展之中。不论人们基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观，任何关于一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发展中制度形态的研究，都不能忽略制度产生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基础及内在的思想动源。马克思描述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检察制度与宪政的内在逻辑，必须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迁方面去追根求源。

　　近代宪政制度的产生是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从封建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其代表人物是自然法思想家洛克。他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天赋人权”原则进行了论证，并且被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和《1793宪法》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构成资产阶级宪法原则。

　　随着社会个体权利的发展，宪法又担当起对“天赋人权”的适当控制从而保障“社会权利”的任务。

　　综观西方各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实行宪政无不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性认识：一是权力及其制度设施是国家或一定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存续的前提，但是国家权力有被扩张或被滥用的危险；二是公民权利是对公民在一个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员身份的正式确认，它是公民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但公民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极易受伤害，因而更需加以保护。

　　上述两种理性认识揭示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宪政问题的核心，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与冲突是宪法与宪政的基本矛盾。因此，宪政的根本目标应是通过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以追求社会利益。

　　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了现代检察制度的历史走向，认为近代检察制度的产生与宪政具有相同的社会关系变迁的前提，检察制度完备形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纵观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道，虽然各不相同，却蕴含着相同的宪政原理，那就是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统一的动力基石——公共利益。

　　一般来说，公共利益被完整、系统地诠释为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的理论学说，最早源于17世纪格老秀斯的社会契约学说。此学说后经洛克、卢梭等的发展，认为国家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而产生的，其本质在于“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这种公意就是参与订立契约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根据契约产生的国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实现公意。可见，社会契约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契约产生法律。法则是公益的表现形式，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目的而服务的。本书第六章研究认为，公共利益自始至终凸现于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构建之中，并成为整个法律和宪政运作的重要原则。因此，公共利益是国家宪政和法律运作的动力基石，检察权也莫过如此。具体地说，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公共利益中的定位就是，代表公益，履行客观义务，运用法律追究犯罪行为，保护诉讼各方权益；同时代表公共利益监督警察的侦查活动、法官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以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秩序，保证国家宪政建设的正常进行。

　　书中讨论的中国检察制度生存的宪政基础也是值得一读的。宪政国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要求，构成了检察制度形成的现实必要性与合法性。中国检察制度应法治的需要而产生，直接表现为适应我国宪政的政治要求而产生，因而我国检察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体现。检察机关的公诉性质和检察权对侦查权、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也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

　　本书还对检察制度的历史流变、检察制度在中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检察制度的权力构造、中国检察制度运行的机理，中国检察制度理念前瞻等进行了论述。

　　我们相信，通过本书的出版，必将促进以新的视野研究中国宪政与检察制度，推进宪政和检察制度的建设。

　　（作者为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宪政与检察制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