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建立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犯罪国际协调机制

　　肖黎明

　　当远在加拿大的高山一家还在接受移民资格是否合法的公开聆讯时，被高山案诈骗的9.426亿元巨款至今还有近6亿元因主犯逃往国外、调查线索中断而无法追缴归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不得不让我们清醒地看到，金融领域的犯罪早已超出国界，已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成了国际性的犯罪问题，单单凭借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彻底对国际性的金融犯罪进行有效控制。近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科学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犯罪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内的中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趋势对于金融领域的影响十分深远，同时也对金融犯罪的防范措施和刑法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球化的趋势使得货币运动和信用活动发生了更广泛的结合，同时也使得原本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建构的金融监督和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使得对金融的有效监管更加困难，结果导致金融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过程中不断发生违法和犯罪案件。因此，完善全球化影响下的金融犯罪立法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要求。首先，这种完善是针对应对全球化下金融犯罪新形势而做出的，应突出国际性，注意对跨国犯罪的打击和国际合作的要求；其次，这种完善应符合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法律一体化要求。在法律一体化的作用下，对于金融犯罪的立法不仅要突破国内环境的限制，还要注意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避免冲突，更好地解决金融犯罪的问题。

　　我国一向重视对金融犯罪的立法，1997年刑法修正以后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打击金融犯罪立法体系，并且不断用修正案的形式对现有的立法进行完善，以应对全球化下日趋复杂的金融犯罪形势。但在经济全球化下，金融犯罪的危害不断增大，犯罪形式、手段花样翻新，犯罪集团化、专业化，案件更加复杂且不易侦破，预防更加困难。以洗钱犯罪为例，由于在全球化下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依赖，这就必然导致金融流通的国际化，也就是投资和收益要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流动，这就使得洗钱犯罪由主要发生在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之内发展为通常具有跨国、跨地区的特点。据财政部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每年被“洗”到境外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除了我国境内的大量“黑金”通过洗钱流入境外之外，境外的一些犯罪分子也通过各种方式将境外的“黑金”转移到我国境内，使之表面合法化。

　　在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犯罪的领域大为扩张，给司法界认定和处理带来更多的难题。原本的金融犯罪往往发生在一国之内，无论在认定和处理上都相对简单，而跨越国界的金融犯罪则由于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也没有具体的司法协作措施，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这无疑助长了金融犯罪的发生和蔓延。

　　可见，金融犯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方式加以规制和处理，则无法实现有效监督和控制的效果。因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使得金融资本的力量不断壮大，也使得对其监管更为艰难，而同时又由于缺乏国际协调和专门的独立机构的运作，使得对其处罚等方面也无法有效得以实现，所以产生了令世界各国都很头疼的金融恐怖主义犯罪。因此，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要求应对金融犯罪的发展和变化采取有效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应当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首先，应当通过国际条约的方式确定对金融犯罪进行界定，或者制定金融犯罪的最低标准，以此来约束各缔约国履行应尽的义务，维护世界金融秩序和体制。同时通过条约的缔结，确定各缔约国在应对金融犯罪方面的刑事合作义务，确保对国际金融犯罪的有效追诉。

　　其次，应当建立国际性的金融犯罪防范机构，或者依赖已经运作的国际金融机构或者国际警察机构实现对国际金融犯罪的防范，同时实现对国际货币资金流通的监督和有效管理。

　　最后，可以通过缔结多边或者双边条约，实现对跨国性金融犯罪的有限预防和应对，同时也可以进行有效地打击追诉犯罪分子。

　　总之，对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犯罪的应对机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和视角。刑事法律机制是针对刑事犯罪的处理方式，如果犯罪行为具有了全球化的能力和水平，而应对机制仍然停留于单一的机制上，难免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使刑法机制永远无法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