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据《新快报》报道:9月3日早上,广州市整治“六乱”执法队副队长、年仅45岁的李志军,为“创卫”连续65天参加夜间执法,最终心力交瘁,猝死家门口。
为迎接国家“暗检组”来广州暗访“创卫”情况,该市开展了连续65天的夜间执法。
不仅人手少,“18个人负责整治广州"六乱"”,而且遭到了执法对象的抵抗。一次,夜间执法队队员凌晨两三点巡逻时,发现了50多个非法烧烤摊,摊主们不停地向准备执法的城管队员扔酒瓶、砖头、瓦块,李志军让城管队员用头盔组成盾牌挡住袭来物,队员们得以毫发无伤地躲过一劫。我相信队员们所说的,“每天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压力,以致长期失眠,不少队员积劳成疾”。作为身先士卒的副队长李志军,更是如此。
但是,在谴责非法烧烤摊主行为的同时,却又不能不为他们的生存权利忧虑。我们的城市何以容不得他们,就不能给予他们谋生的一席之地?执法者又何必将他们赶尽杀绝?有人说,这考量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我说,首先考量的是城市管理的定位和人性。对此,即使是城管执法队员,亦会有基本的认识。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张新兴,就对路边摊一直心怀恻隐。“他们大多靠诚实辛苦的劳动,挣得一点生活费用,养一家老小,供孩子上学。如果把这些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禁了,他们靠什么生存?如果他们无路可走,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后果?”
据称,北京市有近30万无照游商。脆弱的农业经济、缺地甚至失地的现实,逼迫着他们从农村流向城市。技术含量与成本较低的无照经营,无疑成了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选择。可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从一开始就把管理居民、管理流动人口作为执法目标,并享有天然的权威。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中,既缺乏对公民生命财产权和生存权利的敬畏,也缺乏对弱势群体的怜恤。在执法与抗法的拉锯战中,2006年1月至8月,北京市城管队员遭遇暴力抗法76起,89人受伤。2007年1月至6月,广州市城管队员共遭遇暴力抗法事件430宗,公安介入处理248宗,其中284人受伤,7人住院治疗。
好在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开始有了觉悟。8月24日,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市长热线接听群众来电时透露了城市管理的新思路:广州将考虑放开对小摊贩的管理,建议开放部分道路,专门让小摊贩摆卖。郑州市城管执法局已制定了路边摊“禁改限”的管理方案,一经政府批准,将划出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内允许小贩摆摊经营。上海更是先行一步,对路边摊“开禁”。
诚如斯,城市管理回归以人为本,以民生为务,重视百姓的谋生权,从此终结“猫鼠大战”,或许可以让牺牲的李志军合上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