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离是伤感的。然而，每当我们想起自己的工作能够加快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告别亲人的伤感里就又多了几分自豪。
出队可能是地质队员特有的概念，专指离开队部去野外施工区的过程。作为一名地质队员，我有着很多出队的经历。那里面真是有喜也有悲。
1989年7月，我走出地质学校的大门来到河西走廊上的这家地质队。经过几天短暂的休息，队上就把我和另外两个新毕业的学生一起派往祁连山里的一个地质分队。当时单位没有车，我们仨只是简单地背了一个小包，带了一点必备的生活用品，在一个早我们一年毕业的学生的带领下，一大早就乘坐班车出发了。
我们先坐车赶到武威，再转车前往山丹。那个时代的车况与路况不好，又正好赶上修路，两百多公里跑了七八个小时，到达山丹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不过还好，开往军马场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走。
山丹军马场是全国最大的军马场，有成群的骏马，无垠的油菜花，还有青稞酒，手抓肉等。通向军马场的路多数都是便道，汽车在坑洼的路面上大喘着气，一摇一晃地艰难前行。车上很挤，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座位，站在过道里，和周围的人紧紧贴在一起。为了能够站稳，我们必须牢牢地抓住车厢内的扶手，吃力地保持着平衡。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天将要擦黑的时候，汽车终于到达了军马场。下了车，我们才知道外面已经在下雨了。虽说雨不算大，可是对我们却是一个考验———分队部还在距离军马场五公里的山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尽快赶到分队，我们才能够得到安定。
被雨水淋湿的路面一片泥泞，为了防止打滑，我们尽量走在路边的草地上。没过膝盖的草叶上沾满了雨水，不一会，我们的裤腿就湿透了。湿了的裤子缠在腿上，就像用绳子把腿给捆住了一样，走起路来很别扭。糟糕的是后来身上也逐渐地湿了。当时是夏天，从山外面来的我们穿得都很薄，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浑身不住地颤抖。路程就显得特别长，远远地望着就在眼前的山，却怎么也走不到跟前。一股绝望的情绪立刻就充满了胸膛。时间像停滞了一样，我们只是低着头，机械而仓促地挪动着脚步。
是一阵机器的轰鸣把我们从沉闷和枯寂中拉了出来。
“啊，总算是要到了！”
带队人的一句感叹色彩很浓的话，给了我们一丝光明。他说，那是分队柴油机的动静。果然，继续向前走，绕过一个弯子，几盏昏黄的灯光就突兀地跳进了我们的眼帘。因为看到了希望的缘故吧，我们疲惫的身体又恢复了活力，鼓起情绪，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两排相对搭建的帐篷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因为我们没有行李，洗了脸，换了干爽的衣服，吃点饭，就先在上夜班的钻工的铺上睡了。接下来我们又在好几个人的床上一连打了多天的“游击”，直到几天后分队的卡车回队部办事情把我们的行李拉上来，我的第一次出队才算是完成了。
1997年5月30日，我又要出队了。当时妻子正怀着孩子，预产期是6月1日。可是，野外踏勘是我去的，联系的驻地只有我才清楚。而且，当时的分队长有事不在，我只好把家中的事情先放在一边，带领分队的同志赶赴工地。
装车的时候，妻子挺着大肚子给我帮忙。旁边人看了都说我，怎么，你现在还敢出队啊？我无奈地笑了笑，没有做什么解释，快速地装好车，和妻子简单地说了声再见，就急匆匆地出发了。
那时候分队的条件已经有了好转，配备了一辆吉普车。我带着小车前面走，拉行李的卡车在后面跟着。分队驻地在祁连山下的一个乡上，距离队部三百来公里。不过路面还算不错，几个小时后就到了目的地。
第二天，我把分队近期的工作给另外一个资历老一点的组长交代好，自己就匆匆地赶往当地火车站。到达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正好70次特快马上就要进站。这是当天晚上的最后一趟东去的列车了。然而，因为是短途，售票员不卖票给我。我反反复复地解释，说我是地质队上的，妻子明天就要生产，拜托她给我帮个忙。售票员虽然同情我，但这种破坏制度的事情她还是不敢做主。好在那个售票员热情，她主动给他们主任打电话请示，介绍了我的情况，最后征得了同意。当我拿到票的时候车已经进站了。我飞快地冲进车站跨上列车，火车就轰隆隆地启动了。几天后，女儿降生了。她降生的时候，是我抱着她走出产房的。
有了孩子，出队的时候，送行的队伍便又庞大了一点。心里的牵挂和感触也在增加。每当我看着不懂事的孩子围在给我收拾东西的妻子的旁边，兴奋地瞎帮忙的时候，心中还是会隐隐地生出一丝难言的酸楚。有一年，我创记录地在野外一呆就是三个多月。等我回到家里，孩子居然都不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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