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剪报

　　在过去，做学问写文章的人大都有剪存报刊资料的习惯。

　　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许广平就说过:“鲁迅在写作中大量运用报上的材料。他也做剪报工作。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剪报集，剪贴得很整齐，每页上还有他亲笔所写报纸名称和日期，这些资料是他从1928年到1933年期间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剪下来的，内容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界的消息报道和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他当时打算运用这些资料写一篇东西的，后来没有写成。”

　　虽然这篇东西沒有写成，但据剪报写成的文章却是不少。而且，鲁迅早在北京时期已经开始剪报了。据统计，北京时期的剪报共有三百多份，大都剪自《京报》、《京报副刊》、《科学新闻》、《益世报》等，上海时期当然更多，两相合计，数目惊人。

　　鲁迅先生的剪报，大都是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报道、社会各方面对这些事件的反应，还有文坛信息以及或友或敌对他作品的评论甚至攻击，再就是一些光怪陆离的市井新闻等等。但不管剪报内容如何五花八门，良莠混杂，鲁迅的剪报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以便写作杂文时利用。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就能发现剪报如何被鲁迅引用进他的文章。还有不少剪报未能来得及利用，但也给我们提供了鲁迅当年的关注所在，对于研究他当时的思想和社会动态有用。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篇淋漓酣畅的长文中，鲁迅大量地引用了剪报资料，先是耐心抄录了苏汶发表在1934年12月7日《大晚报》上的致该报编辑的信，苏汶在信中，竭力为他的“第三种人”的作为费力辩解。鲁迅没有拆穿他的辩解，只用一句话回应:“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察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准风月谈》后记，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长文，引用剪报更多，文章所涉事实，剪报为证，宗宗件件，有案可稽，文章所论，则有的放矢，弹无虚发，嬉笑怒骂，风生水起，摇曳多姿中，显现出娴熟的斗争艺术和强大的战斗威力。

　　以鲁迅当时的处境和工作条件而言，他不可能跑图书馆，也不可能遍订国内诸报刊，他是靠勤奋，靠毅力，靠博览，靠朋友的协助来从事剪报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当我们又见鲁迅当年的剪报实物和读《鲁迅全集》时，总会想起他戴起眼镜，手持剪刀，在案头，在灯下，边读边剪边写下剪报出处以备来日使用的情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