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林登伯伯，父亲靳以当年南开中学的好友，最后一次从大洋彼岸率团回国寻根时，他把这只信封塞到我手里。
第二天，他还来不及细说这只信封的故事，就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华东医院。在这所父亲当年告别人世的同一家医院，林伯伯整整弥留了4天。这4天里，我不断听到身边的林伯母轻声对他絮叨：“你所有的事都办完了，所有的朋友都看了，怎么就不肯回去了呢？”这些话语让我心头发颤，我的思绪飞到很远很远，时空不断向前推移……难道林伯伯非要再见过他最要好，最真挚，始终魂牵梦萦的老朋友——父亲，才肯离开这片土地吗？！
林伯伯家世代华侨，与当时许多侨胞一样，他的父亲出于爱国，希望后代不忘自己的根，就把儿子千里迢迢送来祖国，进入当时就名扬海外的天津南开中学就读。
那时候，昆纬路父亲的家，每到周末，都会见到小林登的身影。众多兄弟欢迎他们喜爱的大哥带回来的朋友，威严的祖父，慈爱的祖母，也从不吝啬他们的父母心，大家还亲热地唤他作“木头人”。不知这个绰号因何而来，或许他与父亲的另一位灵活乖巧的好友，也经常盘桓昆纬路老家的，相形见“木”的缘故。
林登还未读到毕业，就被病重的父亲召回香港陪伴病榻。但那段青春年少的友谊，深深刻在彼此的心间。
林登返回美国后，于30年代初期又来上海，与那时正在复旦大学求学的父亲邂逅相聚。或许是囿于那甩不脱、舍不下的浓浓故乡情结，林登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上海，选择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在上海开设贸易行，他还把自己新婚的妻子带来上海，虽然身为华人的娇小妻子连一个中文字也不通，他还是执拗地寻找着自己的祖国情结。
时至1932年初，1月27日，林登匆匆回到家里，吩咐太太打点衣物，说是当晚必须离开，因为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攻打中国地界，而他们所居的四川路永丰坊正在其间。他俩立即随街上人流往租界逃。走了许久，才找到一个小旅馆栖身。第二天沪战打响，日军进攻闸北，两人仓皇无奈。那时林登已经失业，太太又已怀孕，身边无钱。警报响起，他们夹在人群中间，不知所措。当两人被人流冲到南京路时，忽听有人大声呼唤他们的名字，一位熟人来到面前，告知有人登报寻找林登，林登马上找来报纸，原来是父亲登的启事。父亲因四处找他们不见，情急之中，登报求助。当父亲一见他们，立即为他们安排了较为安全的住处，再给他们筹好款子，送他们去了香港。提起这段往事，林伯母至今感激涕零，说是他们与父亲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后来，林登外甥一家在抗战期间流落到武汉，身无分文，寸步难行，他们唯一指望的也是父亲，因为他们听林登叙述过往事，他们认定，只有父亲才能够帮助他们。当见到父亲时，父亲衣袋里仅有50元大洋，他果然毫不犹豫全部掏出来送给了他们。
这些往事，连母亲也从未听父亲说起过，还是母亲赴美探亲时，途经旧金山伯克莱见到林伯母时，她为母亲一一讲述的。
此后林登夫妇又从美国回到上海，这时父亲已全心致力文学事业，并因《圣型》等著作成名。他从北平来到上海与好友巴金共同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季月刊》，这时他又与林登相聚，并与他们一同住在四川路四川里。这时，巴金也常过来聚谈，林登自此因父亲的关系，也结交了许多文坛朋友。
抗战的烽火最终把父亲和林登遥遥相隔。父亲离开孤岛，迁徙内地重庆，林登返回家园，承继父业，但彼此鸿雁传书一直不断。直至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才不得不中断音讯。
我手中握着这只信封，它被收信人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盖着1948年2月16日的邮戳。信封的左上角印着“天津南门西太平庄大街78号瑞生五金行”的字样，或许是祖父留下的信封。上面用打字机打着英文：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华盛顿街1070号林登先生。信封背面排着5张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盖着6个邮戳，正面有一个邮戳……
这是父亲寄出的信封。但，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我已经无法知道。但我深知，友谊这根红线，至死都牵系着林登伯伯和父亲。
题图为上世纪40年代靳以致林登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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