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灵感(图)

何家弘

　　2007年7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了“何家弘犯罪悬疑小说系列研讨会”，一些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法学家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讲话。笔者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作品研讨会，且以自己的作品为研讨的主题和对象，因此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惶恐。

　　这些年来，我在法律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创作了一些小说，不仅在中国出版，而且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反响还不错。200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作品集，推出的第一个“系列”就是五部小说。书稿修订之后，我在给这个系列确定名称时颇有些犯难。过去出版时，我曾经使用过“洪律师推理小说”、“洪律师探案集”、“法学解读小说”等名称，但现在斟酌起来，似乎都有些不妥。把我的小说定位为“侦探小说”吧，其中多部的主人公都不是侦探，而是律师；定位为“推理小说”吧，其中有些并非以推理为主要脉络；至于“法学解读小说”，那显然更不适用。思考再三，我最后定名为“犯罪悬疑小说”。我对文学理论没有研究，不知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文学样式，但自认为这种定位还比较贴切，而且有其道理。

　　我的小说都是与犯罪有关的，而且我的一些创作灵感就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犯罪。例如，我的第一部小说《人生情渊———双血型人》的创作就从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石东玉涉嫌杀人案”中获得了重要的灵感。记得那是1994年10月，黑龙江省伊春市公安局“89·4·5”案件复查专案组的人员带着五年前遇害的关某的骨头和毛发以及被判处“死缓”后关在监狱的石东玉的“血衣”等物证来到我们人民大学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咨询对陈旧血痕和人骨进行DNA鉴定的可能性。由于我们当时不具备DNA鉴定的条件，就把他们介绍到北京市公安局去进行鉴定。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并未使用DNA方法就解决了问题，其血型鉴定结论表明被告人石东玉的“血衣”上根本没有被害人关某的血，当年法医的血型鉴定犯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石东玉被无罪释放之后，《法制日报》等报刊都对这起堪称“案中案与错中错”的冤案作了报道，而我则把从中获得的“灵感”写进了《双血型人》。

　　在我的小说中，有些情节来源于我亲身经历的案件，有些则得益于他人讲述的案件。例如，《人生情渊———双血型人》中洪钧和肖雪骑车遭遇“绊马索”抢劫的情节和《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中陆伯平使用特殊手法撬盗保险柜的情节就都来源于我在人民大学攻读侦查学硕士学位时在北京市公安局实习参与的办案经历；《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中夏哲被陷害于股市诈骗罪的情节来源于一名当事人向我咨询法律问题时讲述的亲身遭遇；《人生误区———龙眼石之谜》中关于放射物遗失的情节来源于有关专家给我讲述的真实事件；《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关于“达圣健脑液秘方”的情节则受到了新闻报道的启迪……诚然，作为文学创作，我在小说中对这些“原始素材”都进行了艺术加工，但是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真实的痕迹。

　　我喜欢“悬疑小说”的概念，尽管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何人在何时首创的，甚至也不知道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也许，“悬疑”的含义就是“悬念加疑团”，或者说，“带有神秘色彩的悬念”。总之，“悬疑小说”的特点就是通过一个个巧妙设计的悬念来吸引读者，并且让读者在跟随作者破解悬疑的过程中享受阅读的乐趣。其实，悬念应该是所有小说的基本元素，也是小说之艺术魅力的特点。如果没有悬念，读者一开始就知道了结局，那么小说的故事性就会大打折扣，就只能靠美丽生动的语言来吸引并打动读者，而那就很像散文了。

　　小说中的悬念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过去时”的悬念，即过去发生的事件留给读者的悬念；一类是“将来时”的悬念，即事件或人物命运的未来发展留给读者的悬念。在《人生狭路———黑蝙蝠·白蝙蝠》中，我精心地把这两种悬念编织在一起。一条悬念是发生在武夷山的奇怪凶杀案：谁是凶手？怎样杀人？为何杀人？另一条悬念是发生在法国的人生遭遇：“我”是何人？“他”的背后有什么故事？结局如何？当这两条线索最终汇合的时候，一切悬念就都有了答案。在现实生活中，犯罪案件往往都带有一定的“悬疑”，而案件调查的过程往往也就是破解一个个悬疑的过程。因此，我认为，把我的小说系列定名为“犯罪悬疑小说”还是比较合适的。诚然，运用设置悬疑的写作手法只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曲折性和小说的阅读性，而我创作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探索犯罪与人性的关系，并由此引发读者关于人生的思考———人生情渊、人生黑洞、人生误区、人生怪圈、人生狭路……也许，对于人类来说，犯罪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探索的“人生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