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学生都说他像慈父
76岁的利维乌·利布雷斯库教授，一生历经磨难。
出生在罗马尼亚并在那里长大的他，还在孩童时，就和家人一起被纳粹关押。
后来，他又因政治信仰不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然而，致命的一关却出现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2007年4月16日，星期一，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诺里斯教学大楼204教室，当利布雷斯库教授如往常一样给学生们讲授固体力学课时，一名学生手持枪械，从外面杀意决然地走向他授课的教室。
目击者事后回忆说，面对凶手的子弹，利布雷斯库教授一步也没有离开教室的门，他一面让学生赶快跳窗逃生，一面用身体堵住门不让凶手进入，最终，他身中五枪倒下了。
这一天，本是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纪念那些在大屠杀中逝去的人，而早年逃过大屠杀的利布雷斯库，却为了拯救学生，不幸罹难。
利布雷斯库教授的牺牲，让当日在204教室上课的所有学生都幸免于难。
22岁的卡罗琳是当天在204教室上课的学生之一，在她的印象中，利布雷斯库教授为人随和，很关心学生。
“听到隔壁教室的枪响，大家开始涌向窗户，但利布雷斯库教授丝毫没有退缩。”卡罗琳回忆，当她和其他20个同学从窗户向外逃时，利布雷斯库教授还一个劲地冲他们喊，叫他们快点。
“家庭和学生是他生命的全部。”利布雷斯库太太说，“所有人都说他像慈父。”
“他总是不断地帮助别人，可这一次，他没能帮得了自己。”
获悉利布雷斯库在枪击事件中罹难后，他曾就读的罗马尼亚理工大学的校长无比遗憾：“这是巨大的损失，他以生命保护学生，让我们震撼。”
大约300人出席了利布雷斯库教授的追悼仪式。他们一起追忆这位犹太教授卓越、坚韧的一生，并称颂他最终一刻的英勇行为。
“他对生活充满激情，热爱音乐、运动、徒步旅行、旅游。从来不惧怕死亡。”回忆起父亲，利布雷斯库教授的儿子说。
1976年，利布雷斯库在挪威秘密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推进了航空科技技术理论，从而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1978年，他最终得以离开罗马尼亚定居以色列。从1985年开始，利布雷斯库教授开始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任教。
田园般的黑堡给利布雷斯库教授提供了从早年艰辛生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居安之所。他将房子建在森林边上，每天沿着森林散步，享受大自然。他还听古典音乐，在新居所的宁静环境中的工作和生活都有条不紊。“爸爸说弗吉尼亚能让他获得灵感。”小利布雷斯库说。
枪击案发生后，来自同行们的信件从世界各地飞向黑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所在地)，表达对这位在大屠杀纪念日罹难者的哀思。
“他是一个令人愉悦，喜欢和同事开玩笑的人。是那种能和所有人成为朋友的人。”利布雷斯库的同事，海洋工程教授韦恩说，“他总是面带笑容。”
而在学生们的纪念留言中，一个词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英雄。”
本报记者李洁言编译整理
高三老师谌伟的最后一课 曾庆艺本报记者刘冰
8月22日上午9点，谌伟跟平时一样在学校门口吃完早饭，匆匆赶到学校。一个人生活的他，习惯了三餐都在外面吃。
“哟，谌老师你来得早啊！”乌鲁木齐第四中学高三(7)班班主任张红刚提前半小时到校，他发现谌伟老师已经在办公室了。
两人聊起远程课改培训的事情，离9点半上课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谌伟感觉不舒服，他说：“哎呀，胸闷得很！是不是得了心脏病？”
“不会吧？你身体这么好！”看着身材魁梧的谌伟老师摸着胸部一脸担忧，张红刚老师说，“你行不行？不行就到医院检查去，第一节课先别上了。”
“哎，先上课吧。”谌伟老师回答。9点半，他准时走进了高三(7)班的教室。
高三的课都是一节80分钟的大课，谌伟老师平时讲课都铿锵有力、激情饱满，可是这一次他没有了往日讲课的风格，总是捂着胸。
“这节课先上到这儿，后面的微生物代谢比较难理解，大家先看看书，做做练习，有问题问我。”离下课时间还有10多分钟时，谌伟老师突然不讲课了，学生们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学生武小雪遇上不懂的问题走上讲台问老师去，坐在讲台上谌伟老师给她讲解的声音微弱无力。
“老师你咋啦？”看着老师脸色变了，很难受的样子，武小雪问。
“胸闷得很。”谌伟老师还是坚持给她讲解完了。
回到座位上做题的武小雪又遇到一个问题，她再一次走上讲台去向老师请教。
武小雪叫了一声“老师”，谌伟老师却没有反应。这时，本来用一只手支着头部的谌伟突然倒在桌子上。
学生聂超意识到情况不对，冲上讲台，一边喊同学打120急救电话，一边和其他同学一起给老师掐人中，做人工呼吸。
随后，救护车把谌伟送进医院急救。11时50分，自治区中医院传来噩耗：谌老师因心肌梗死抢救无效。
高三(7)班的学生们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生物老师谌伟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
笑眯眯给学生打饭的熊老师 本报记者田文生
2007年5月11日，熊斌满头大汗走出教室，可这一走，他再也没有走回深爱的课堂。
走出教室后不久，他被送进了医院，颅内出血，抢救无效，次日下午去世，时年34岁。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中学，熊斌被同事戏称为“胖哥”，他教学有一套，可也谈不上出类拔萃；他爱拉家常，但千篇一律说的都是过去的学生现在都在哪里，有时候，大家还觉得这个胖乎乎的大男人有点婆婆妈妈。
他身体不好，学校知道后没给他排课，他一次次找主管副校长，执意要求上课：“我这么年轻，未必你们就不让我做事了吗？这点病就让我成了废物？”
被送进医院抢救之前，他已感觉身体不适。
当日，开完会返回学校的路上，他说头昏，枕着报纸在车上睡着了。回到学校，连公文包都没放，便径直到教室分析期中随堂练习试题——他一路上都念叨这事。
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时，意识已经模糊，像喝醉酒的人一样自言自语，话不连贯，不成逻辑，旁边的人断断续续听到了“考得孬”、“检查一遍”几个字。人们推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放不下的是学生期中随堂练习成绩不理想的事。
“感觉有点不习惯，总觉得身边少了一个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他最后任教的06级1班，学生们总是会不经意地想起他们的熊老师。
章富奎眼前常浮现熊老师眯着眼笑着给大家打饭的样子。熊斌每天都要给学生打饭，他知道章富奎爱吃土豆丝，每次有这个菜，就会给他多舀点。
给学生分完饭后，他总喜欢搞“摊派”，给大家添菜，说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点。菜分完了，他自己就用残汤泡饭，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
陆梦媛“一辈子都会记得熊老师教大家叠被子的场景”。熊老师用她的被子示范，教大家怎么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像豆腐块。示范完，他得意地双手叉腰站直身子，头重重地撞在上铺的床沿上，疼得直咧嘴，还强忍着说没关系。
不少学生因为患风疹缺课，他把大家叫到自己家里辅导，看到学生热，就乐呵呵地说，下次来，就装好空调了。夏天，空调装好了，他却用不上了。
熊斌在无数个中学老师中，普通得就像“长江里的一滴水”，但他离去后，却接受了人们至高无上的敬意：出殡那天，近千人自发赶来悼念，为他送行的人，在陶家镇的老街上，从头一直排到尾，秩序井然。
在陶家镇，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他在北京、重庆读书的学生，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自己赶不回来，专门打电话叮嘱家人“无论如何都要送老师一程”。
熊斌的幼子今年只有3岁，如今每次来学校，都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大嗓门的刘老师 实习生张光杰本报记者蒋昕捷
2007年3月1日，江西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刘汉屏因患鳞状细胞癌去世。此前两天，当他清醒时，留给刚做妈妈的学生姚林香最后一句话是：“带好孩子。”
他的个子不高，身体微胖，说话声音有点沙哑，却很洪亮。每讲完一个观点，他会习惯性地把两手向左右摊开，微笑着用目光凝视着学生，等着听不同意见。
他的学生习惯7点半起床，因为随时有可能被刘老师点到。“前几天谈的课题修改的怎么样了？我现在办公室，你这就过来”。电话里传来刘汉屏的大嗓门。
他的书房里放着很多书，但他的慷慨注定他不是一位称职的藏书家。“我这里的书，你们喜欢看哪本就拿，但要记得还，不能让下届的学生借不到。”他对每个第一次来他书房的学生都这么说。
每次新生见面会，他送给学生们的礼物就是书房里的几本经典：《资本论》、《国富论》、《货币通论》，并用传授秘笈般的语气告诉他们：“好好悟。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几乎每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都得到过他的资助，有现金，有实物，但更多情况是一起参与课题研究，然后他把课题经费全部打在学生们的卡上，还叮嘱道：“这件事不用对师母提起。”他常感慨道：“学生，不容易啊！”
他最不能容忍学生们的不认真。一天下午，办公楼里突然响起刘老师的大嗓门：“我是怎么教你做调研的，你写的是什么？这样的东西小学生也写得出来！你回去重新写过！一周后交！”
整个楼层的人都听见了，已经习以为常。紧接着，学生舒成涨红着脸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那份本以为可以马虎过关的调研报告被要求重写。第二次交稿后，舒成再接到修改稿，“密密麻麻全是修改意见，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
刘老师住院期间，他的学生自发充当看护人员，24小时轮流照顾。临终前两天，舒成还按摩着他的背，哭泣地央求着：“您要坚持住，说好了我要念您的博士的，说话要算数。”
现在他无法兑现诺言了。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冬天常穿一套藏青色西装，不打领带。一双黑色皮鞋年岁很长，时常蒙着一层灰。
刘汉屏教授的追悼会在南昌殡仪馆的千秋堂举行，近千人向他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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