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物
特蕾莎嬷嬷的信仰危机
■本刊记者/郭涛涛
被认为一生都奉献给了上帝的特蕾莎居然一直在怀疑上帝
“我们的上帝却是一位‘忌邪’之神,他既不允许有不纯的信念,也不允许将异教信奉为神灵。
特蕾莎修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始人,穷人的侍者,“贫民窟中的圣女”,一个近乎完美的印度女传教人和慈善活动家。正如任何一个圣人都有普通的一面一样,目前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特蕾莎嬷嬷:为我带来光明》为我们揭开了特蕾莎修女隐秘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特蕾莎嬷嬷。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蕾莎修女被公认为是上帝忠实的信徒,对上帝的信仰支持着特蕾莎在救贫扶弱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然而,最近被公开的书信却表明,特蕾莎嬷嬷人前的微笑,掩盖了多少人后的心理挣扎。最重要的折磨,却是来自于本来被认为是可以支撑她走下去的上帝信仰。
没烧掉的书信
“请烧掉我所写的所有信件。”1959年4月,特蕾莎修女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可是,自1997年9月这位可敬的修女去世之后,她的信件就一直被完好保存着。直至2003年,教皇保罗二世组织了一次关于特蕾莎修女求圣事业的研究,这些信才第一次公之于众。
基于这些信件,特蕾莎嬷嬷曾经的好友,雷布莱恩柯兰德科编撰成了这本《特蕾莎嬷嬷:为我带来光明》的书。柯兰德科表示,他也为这些未曾看到的信而感到惊讶,而此前,柯兰德科是特蕾莎修女多年的教友。这些书信记载了特蕾莎嬷嬷长达66年的心路历程。柯兰德科在书中称,在特蕾莎嬷嬷近70年的信仰生活中,她总是感觉到上帝是虚无的,而这种感觉,都是出自她的内心,甚至当她在圣堂中为耶稣而祈祷时,这样的感觉也从没有停止过。
特蕾莎在一封写给印度加尔各答当地大主教费迪南德皮埃尔的信中说,她梦见和基督耶稣对话,耶稣选中了她,并希望她到那些街头“最穷的穷人”中去。
特蕾莎修女于1947年1月向大主教皮埃尔提交了申请,两年之后,皮埃尔在请示梵蒂冈教廷同意后,拨给了她一个加尔各答的社区和贫民居所,以让特蕾莎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在接受一定的医疗培训之后,特蕾莎以自由修女的身份走向了穷人。
信仰危机
“在我心中有如此恐怖的黑暗,就好像眼前一切即将死去。”1948年末,特蕾莎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加尔各答贫民窟。她目睹了躺在街头上即将要死去的老人和妇女,以及乞讨的孤儿。两个月后,特蕾莎在一封信中如此形容。
此时的加尔各答,已成为难民的聚集地。自从1947年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无数的印度教徒涌进了这里。由于没有任何应对传染病的措施,霍乱和麻风病伴随着饥饿在难民中肆虐流行。
“寂寞如此之苦,我不知道我还能被折磨多久。”1956年,这种空虚步入了高潮。“走向上帝如此之难,没有信仰,没有爱,也没有热情,灵魂的救赎没有,天堂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若为我祈祷,请让我在任何事情上为上帝保持着微笑。”特蕾莎在给皮埃尔写的另外一封信中埋怨到。
特蕾莎将这种空虚称之为“黑暗”,因为她心中的上帝在她1946年9月赴喜马拉雅山脉大吉岭疗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以至于她为上帝是否存在而感到深深怀疑,并且烦躁不堪。1995年,特蕾莎在一封信中再次讨论了她的“烦躁”。
上帝的争议
书信的公开,注定要掀起上帝是否存在的争议。相比于宗教人士的看法,《时代》周刊的调查表明,美国的无神论者更愿意将特蕾莎修女比喻成西部乡村歌曲唱词中那样一个拿着打火机等了30年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出去买包烟就再也没有归来。
信仰上帝的宗教人士并不这么看。信奉上帝的宗教支持者认为,即便特蕾莎修女不能感知到她生命中基督的存在,这也不能说明上帝不在那里。他们说,上帝的若隐若现,事实上在激励着特蕾莎继续做好她那伟大的工作。
宗教支持者更愿意将特蕾莎的痛苦看作是心灵的苦修。柯兰德科称,无论是神学家所说的自我修行,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或者是在这种净化中自我修复,以求更加接近上帝,特蕾莎修女皆经历了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并使得她更加非同寻常。
即便如此,两方皆不能回避特蕾莎修女在忍受着巨大心灵痛苦下,以上帝的名义,坚持为受苦受难而活着的事实。半个世纪过后,她所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数万人组成的全球组织,今天,这个组织仍旧在穷人中行走。
“嬷嬷谈及了她灵魂里痛苦的夜晚,虽然在这条路上她走了很多年,但是她没有走出去。”特蕾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年后,特蕾莎身边的一位修女说。而此时,特蕾莎早先的一句话或许更能平息争议:
“我们要像马利亚和约瑟一样,前往找寻我们的孩子。当耶稣迷了路,他们不会坐着等待,是不歇地找寻,直至找到耶稣为止。”
特蕾莎的祷告词
主啊!赐我这种洞悉的信心,我的工作便永远不致沈闷,每次鼓励、开解那些可怜的受苦者,我必寻得无尽的喜乐。
啊!亲爱的病者,你于我是何等的可贵,因你代表了基督,能够服侍你是何等的权利。
主啊!让我觉悟这高尚召唤的尊严及其责任,不要容许我因冷漠、麻木或不耐烦而令这职分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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