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说话 知识分子的分化点

　　双方各有拥趸形成对垒

　　分歧在解读基尼系数的基本点上就开始了。多位有相当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反对用这个“西方标准”评价中国现实，主张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列算式，然后用两个基尼系数来评价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样或许不会达到警戒线。

　　茅于轼先生作为一个道德好人，并且是一个帮助穷人的道德实践者，他认为“仇富”是一种现实存在，他还认为中国有“仇富”的历史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中国社会贫穷的根源之一。他认为富人往往受到伤害，却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因为“为富人说话”不讨好，而为穷人说话却很方便，他“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他写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声明是为“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辩护。

　　茅先生此前有过“为富人辩护”而受网民围攻的经历。这一次，他“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的评论版，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再一次被摆上了“为富人代言”的代表席，辩论迅速在网络和纸媒上同时展开。

　　现居美国的薛涌一直关注国内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他“主要精力是在和‘主流’们斗争”，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他认为他跟他们“虽然都主张市场经济，但是意识形态不同”，“他们讲‘效率优先’，我讲‘权利优先’”。在基本的立场和多数的观点上，他不赞成茅于轼，他接连写了多篇文章反驳茅于轼。他反对“仇富是中国社会历来贫穷的根源”，反对“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他认为“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举例说“人权平等”的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反而没有一些专制国家严重。特别跟所有论者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老百姓有一定的情绪是合理的”，并且他们的声音也应该得到表达。

　　一时之间，茅于轼和薛涌分别成为“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说话”的代表，双方各有拥趸，迅速形成对垒之势。

　　“拥薛派”更多的是草根读者。薛涌在网以“反智的书生”命名的个人博客，只谈时事，并无杯水主义风波，点击量已过千万。而陈永苗是批茅较为激烈的一个。他对新时期的不公正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他提出的问题是：“改革是为穷人的，不是为富人服务的”；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穷人就没有了机会，而茅于轼是在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中间“拉偏架”。

　　据笔者电话调查，在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圈，多数人不支持薛涌，特别对他因为长期合作的媒体不发表他批评茅先生的文章而发出高调指责表示不以为然。辩论带来精神紧张，从问题过渡到了“态度”，如指薛“讨好穷人”，“另有所图”或捞取“政治资本”。

　　薛涌的立场很容易被指民粹主义，何况标榜自己“反主流精英”和“反智”。茅于轼的同辈学者吴敬琏在最近一期《中国改革》杂志，发出了这样的谴责：“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对此，薛涌称吴敬琏用“极少数人”、“煽动”、“挑拨”、“蒙蔽”等词说话，不是“现代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