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

　　一个白血病家庭的典型困境

　　从03年开始，老吉就找过老家的学校和民政局、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大部分都给过几千元的资助。近两年，新农村合作医疗也为女儿报销了1.5万元医药费。但是，这个数字在“白血病”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说，剩下的事情，只能找社会。”

　　于是，老吉想到了媒体，也感受到了媒体的影响力。2005年，妻子在北京住院待产期间，这个现实版的“血玲珑”经首都的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陆陆续续有人向这家人伸出援助之手。老吉说，那段时间，他共收到3.6万多元捐款。

　　吉林省的媒体也为老吉的女儿发起过募捐活动，“前后大概有5万多元。我都有详细的记录，放在老家了。”

　　但是，这些凝聚着众人爱心的善款只能暂缓燃眉之急。女儿还是不能进行系统治疗，只能靠输血来维持生命。2006年，检查结果表示情况有所好转，老吉就带着女儿回家吃中药，8个多月没有化疗。不久，女儿脸色苍白，再次住院。今年3月22日，老吉带着女儿来到北京，一面求医，一面四处打听求助消息。

　　几天后，老吉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小天使基金”提交了资助申请书。“小天使基金”是我国第一个救助白血病儿童的专项基金，已经帮助过200多位儿童。但是中国有200万白血病儿童，资助机会“僧多粥少”，他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何时才能等到机会——就算得到了救助，救助金一般也只有2万，这个数字离30万太遥远了！

　　老吉想学孙靖卖器官救孩子。那位父亲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儿子，服药自杀，留下遗书希望器官受捐者帮助儿子。后来这位父亲被医生抢救了，他的伟大父爱感动了很多人。

　　3月下旬，老吉到北京好几个大医院询问哪里可以卖肾。协和医院肾脏科的一位医生告诉他卖器官是违法的，还说“现在肾值不了多少钱，你是一家之主，你倒下了，谁来照顾孩子？”

　　卖器官的事不了了之，老吉觉得只剩媒体报道呼吁社会捐助这条路了。

　　疑惑：

　　一个陌生人的“非常”热心

　　4月11日，记者准备向老吉告辞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一会儿过来看看孩子，捐点钱。

　　记者便和老吉一起等这位捐助人。4点多，一个身高1米6左右、体型偏瘦、20岁出头的小伙子和一位年龄相当的女孩出现在病房外。

　　小伙子就是小东，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小东说自己以前在车祸中得到别人的帮助，4月9日晚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老吉女儿的故事后，特意从武汉赶来看看能否帮上忙。

　　“我有经验。在武汉的时候，一个朋友得了白血病，我们帮她募了不少钱。”

　　小东说着，拿出一篇题为《大学校园生死恋人，累倒无力想吻你》的复印文章，是《知音》杂志上登载的故事：长江大学大四女生董莹患急性白血病，需40万元做骨髓移植手术。她的男友李小刚四处求助无门后，挥泪走上了艰难的筹款自救不归路，从荆门、荆州到武汉，他在三座城市之间风雨兼程，一路孤独，与死神展开了一场殊死赛跑。短短4个多月，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募集到了40万元巨款。脆弱的董莹也在“爱情魔力”的感召下，逐步刚强地穿越死亡之谷——

　　小东塞给老吉两三张百元钞票，老吉躬身说“谢谢”。

　　“我们可以找保险公司和红十字会、媒体，看看能不能帮忙。”小东对老吉说，“也可以在大学和王府井搞募捐活动。”

　　老吉眼眶湿润，一个劲地说“谢谢”。

　　几十分钟后，记者与小东及其女友一起离开医院。一路上，他还在兴奋地讨论着募款计划。记者提醒他，从法律意义上说，这种自发的募捐活动并不合法，最好找一个正规的慈善机构合作。否则，人们不会相信他。

　　“那么多大老板，总有人会答应帮忙的。你说是吧，姐？”

　　小东嘴巴很甜，像刚涉足社会的孩子。

　　后来，小东介绍，他生于1985年，家在山东，在武汉当了几年司机，后来出了车祸，目前没有正式的工作。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条件挺好，父母不指望我挣什么钱。”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小东常与记者联系，说募款活动的想法和进展。

　　“姐，我跟朋友说了，他们答应找大学生帮忙——”

　　“我托人去武汉红十字会问了，他们不管外地的事。”

　　“姐，我在沈阳呢！跑了一天，没有人相信我。”

　　这些结果，基本都在记者的预料中，记者也曾提醒过小东。但是他热心未减，不说放弃。

　　意外！

　　一个不欢而散的爱心结局

　　转眼到了六月下旬，一天深夜，小东来电：“姐，老吉要我还他的资料，那个诊断证明找不到了，他跟我急……”

　　听了半天，记者才搞清楚事情的缘由：小东募款，让老吉提供了病情诊断书、病历和孩子家庭情况的一些相关资料。前两天，老吉询问募款进展。小东说他没有收钱，老吉表示怀疑，要求小东归还所有的募捐证明。

　　“募捐的时候，人家不相信，我提供了老吉的电话。后来可能真有人电话联系他。有两天，他的电话出了问题，我怕人家联系不上他，还让我女朋友弄了个二手手机送给他。可是那些打电话的后来没了下文，他怀疑那些钱到了我手里。”

　　“姐，你说我气不气啊？以后再也不管这种事了！”

　　这是小东与记者的最后一次联系。那时候，他说自己在吉林一个亲戚的超市里工作。

　　这5个月来，老吉还陪女儿住在那家医院里，一边化疗稳定病情，一边想办法筹钱准备做移植手术。来京已近半年，女儿备受折磨，“大腿比我的胳膊还细”。老吉自己也疲惫不堪，“站着都能睡着。”

　　当记者问及小东筹款的情况，老吉叹口气，“这个人呀，我真的不想说什么——”

　　沉默数秒，老吉又说：“有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只弄到一点点钱。后来，我问他要，他说一点钱都没有！他被警察带进去了，他说他是我家亲戚！”

　　记者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打电话跟我证实过！我女儿的事，吉林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老吉无奈又伤心地说：“钱是别人的，人家愿意捐就捐，我没办法。这件事，唉！他说一个星期之内把资料还给我，现在已经两三个月了，我还没有收到。这些资料，对我和孩子很重要——”顿了顿，老吉补充了一句：“对别人，也可能重要。”

　　记者无言。谁是，谁非？一些细节，由于小东的手机“无法提供服务”而无从考证。这些问题的论证也许不重要，但是，它让一场源于爱心的行动在尴尬中草草收场，这对初级阶段的中国公益和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行动者来说，已经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阴影！

　　提示：老吉仍在坚持不懈地为女儿治疗筹款，如果读者想帮助他，可以致电本报（010-65953695-0）获取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本报提醒所有爱心人士：你可以直接捐助老吉本人，也可以通过小天使基金的账号定向资助他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