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一些繁华地区的地下人行通道里，经常会看到一些衣着随便的自由歌手。他们背着一把吉他，身边放着一个钱盒，这些漂泊的歌手是谁？来自哪里，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唱了一上午挣了四元钱
“我从学校出来就选择了音乐，选择了北京，没打算再干别的事，也不打算去别的地方了。
”8月13日，连澜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1998年，连澜从银川来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习吉他，毕业后一直漂在北京弹唱。近10年来，他基本唱遍了北京的所有地铁站口和地下人行道。
动物园附近的两个地下人行道是他最近比较固定的弹唱点，每天上午10点以前,连澜都会待在马路东侧的地下人行道里。10点以后,随着人行道里摆摊人员的增多,他就会搬到马路西侧的人行道里来。
刚从“迷笛”音乐学校出来的时候,连澜也组建过乐队,由于嗓子好,还成了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但我那时候脾气不大好,乐队里今天贝司手没来,明天鼓手不到,我就受不了,没多久我就分出来单干了。”
连澜说再也不想组乐队了,就想像现在这样，一个人自弹自唱,做个纯粹的歌手,这样没那么多麻烦。据他说，圈里小有名气的“眼镜蛇”乐队,“开心乐园”乐队等都是和他同时期玩出来的。
目前，连澜住在中国农业大学附近的简陋民房里，还欠着房租没交，他的生活来源就靠卖唱。他在地下通道唱歌，曾经有过一天收入300多元的经历,“才刚唱了几首歌,行人就“哗哗”地给钱。一次给200多元的也有。但最多的还是失望。”
记者在这里观察了一个上午，连澜摆在人行道的吉他袋上只零星散落着4元钱。
谈到将来,连澜说：“我得先攒点钱去买把电子琴,到年底去找个酒吧先唱着,毕竟明年北京就要开奥运会了，有挣钱的机会，我不可能在这地下人行道里唱一辈子。”
地下通道的歌手有行规
8月21日上午11点10分，宋浩静出现在王府井地铁口，给吉他调完音，一天的“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声里似乎有着他的心境。
过往的行人大多都会好奇地打量一下他，然后依旧走自己的路。偶尔有人在吉他袋上放上些纸币。
“我很喜欢唱歌，一直自学吉他。我希望以后能唱好歌，不过现在水平不行。”20多岁的宋浩静很认真地说。5年前他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一直做商场保安，去年夏天开始了街头卖唱的生活。
他在东郊租了间平房，每天坐公交车到王府井地铁通道唱两个小时，吃过饭，再去日坛公园附近唱两个小时，然后坐公交车回去。
“地下通道不是你想唱多长时间就唱多长时间的。在这里想唱歌挣钱的有很多,大家有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时段，我在这里就是中午11点到1点能唱，到点就会有其他的人来，这是行规。”
“这样的生活很适合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自在。”小宋说。“刚开始干这个的时候，有人看一眼我就紧张，有时候一天连10元都赚不到。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后来自己慢慢摸索弹唱的技巧，现在好多歌曲只要听过几遍就差不多会弹，别人盯着我看，我也已经习惯了，现在每天大概能赚个六七十元钱吧，还挺好的，但我更向往有个稳定的生活。”小宋笑着说。
快乐和痛苦总是掺合在一起
“收入嘛，时好时坏，整体来说还凑合。”40多岁的吉他手老高告诉记者，“有时运气好，就多赚点，运气不好，就挣得少。”
8月30日下午4时，记者赶到动物园地下人行通道时，老高正在和身旁的萨克斯手聊天，他说今天要到再晚一点的时间才开始卖唱。
老高是东北人，来北京卖唱已经20多年了，没在酒吧唱过，也没去找过唱片公司，他在高中时自学了吉他。
记者看到老高的身后还放着一个被单。他说，本来在香山租了一个民房住，由于最近那边卖唱的人比较多、生意不好，就准备换个地方，今晚可能就在地下通道里凑合过一夜了。
当谈到卖唱这么多年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时，老高说是“艰难”。过了一会，他又补充道：“当然，有时也很快乐。我就是喜欢现在这种无拘无束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的生活。人这一辈子，无论干什么，快乐和痛苦总是掺合着的。”老高说，他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每天过得都差不多。只要天气不是太坏，他每天上午都会找个地方唱歌，要是收入还可以的话，下午就不出来了，毕竟在北京卖唱的人很多，况且唱得太久对嗓子也不好。老高偶尔还给老家寄点钱，但平时跟家里联系不是很多。
在北京，像连澜、宋浩静、老高这样的自由歌手还有很多，他们在歌声中寻找着人生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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