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法家”与《观察》 一个名字承载一段往事,一段往事铭记一页历史,而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经历了时间的祛魅之后,蓦然回首,往往会感觉竟然不堪生命承受之轻。
行进在连绵百年的历史三峡中,涵盖法制在内的器物、制度与理念的变革,则是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纠结与应对,其间,法政精英浓妆登场与人世浮沉,折射出大时代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血脉相连,观乎法政学人依依往事,更多的记忆与纠葛,大风大浪冲刷剥离之下的价值与理想,人生与人心,每每令人低回叹咏。
本刊特辟法政往事专栏,向读者展示那段不应尘封的往事,唤醒人心深处的记忆
刘显刚
谈到《观察》周刊,费孝通先生在1985年有一段持平的忆述:“《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
的确,在那个特殊的年月(1946-1949),在《客观》基础上创办的《观察》周刊很好地担当了一种知识分子公共论坛的角色。关于这一点,谢泳先生在《储安平与〈观察〉》一书中有颇为细致的论述,此处不必赘言。然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谢泳先生在书中的这样一段议论:“在《观察》时期,有法学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他们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
在《观察》的撰稿人中,有法学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例如伍启元(法学)、楼邦彦(法学)、李浩培(国际法)、韩德培(法学)、钱能欣(国际法)、黄正铭(法学)、端木正(法学)、王铁崖(国际法)等等。如若把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学人也算上———按照我国目前的学科划分体系,政治学属于“大法学”的范畴———那名单就更长了,包括钱端升、张东荪、张奚若、张德昌、萧公权、周子亚、许德珩、王赣愚等政治学前辈都曾在《观察》上留下了论迹。
翻检前述诸公在各期《观察》上的文字,可以发见谢泳先生的“斗志最为旺盛”之论殊非夸辞,并且这论断对政治学的诸前辈也同样适用。所谓“斗志”,不仅包括对国民政府种种倒行逆施、腐败昏聩的痛快挞伐,亦有从一己之专业与学术兴趣出发的社会启蒙与家国关切。那个时节,法政学人(他们中多数是大学教授)和其他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起构筑了“社会良知的底线”,他们无惧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压制迫害,用文字一次次地发出了自己独立的正义的声音,有力声援和支援了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斗争和国统区的爱国运动。仅仅从《观察》各卷的索引中,我们已经能够嗅出这些前辈们文字的关怀与力道———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伍启元,卷1),《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周子亚,卷1),《巴黎会议成就了什么》(钱能欣,卷1),《我们所需要的法治》(韩德培,卷1),《从世界潮流论中国出路》(伍启元,卷2),《和平何以会死了》(张东荪,卷2),《张群院长的曲解》、《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楼邦彦,卷2),《保障人权》(北平十三教授,文摘,卷2),《为中国问题忠告美国》(张东荪,卷2),《惟和平始得统一论》(钱端升,卷2),《时局答客问》(张奚若,文摘,卷2),《论这次的大选》、《动员·戡乱·行宪》、《副主席的谜》(楼邦彦,卷3),《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韩德培,卷3),《论动员战乱时期临时条款》、《如何能粉饰得了太平》、《论“公然反对政府”》(楼邦彦,卷4)、《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王铁崖,卷4),《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张东荪,卷4)。
在《保障人权》这篇宣言中,许德珩、张奚若、钱端升等教授痛斥国民政府搜捕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的行径,义正词严地指出:“同人等为保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在今时回望《观察》中的“法家”,会有一种久违的感动。前辈法政学人的家国关切与公共担当,他们的至少在彼时犹且充盈的不畏缩的良知和无惧悔的慷慨,在在都指示着一种应然的“意义”与路向。
因之,对这段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热闹”的征引和例举,并非是要简单粗暴地“拿故人说事”,甚至也不仅仅是要唤起对一段业已尘封的往事的注意与记忆,笔者于此所欲求的,是一种经由回味而培厚的惜念和持守,一种之于知识人之志业、趣向和品性的情结与期待。
时间永在流逝,现在不断地成为历史。在浮华与虚荣的年代,享受着体制内“舒服的生活”的知识大众和知识小众们,是否还能够偶或地走出自己的小幸福小得意,接续下前辈法政学人“愿抛小我千万重,甘为家国言与恸”的“法统”与道统?这一层惑念与忧思,也许,并非无必要的疑虑和“吃饱了撑得慌”的假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