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凌
在山区孩子眼里老师就是外面的世界 “学生们经常问我,老师,外面的世界真像书上说的那么精彩吗?我总是回答他们,是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有熙熙攘攘的街道,有飞速行使的列车,还有如鸟展翅的飞机……其实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除了这些,我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繁华。我所见过的繁华,是在山间的夏秋之际。夏天,庄稼在地里竞相拔节生长;秋天,到处金黄一片。窄窄的山道上,还飘散着我带领学生从镇上背来的新书的清香。
”
这是“茶马古道上的代课老师”征文比赛收到的一篇投稿,作者王福平是云南镇雄县五德乡六角坪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
虽然征文的题目是“茶马古道上的代课老师”,但云南各县获悉后反响强烈,纷纷要求参加,让主办方——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香港慈善机构“苗圃行动”出乎意料。从2006年4月到2007年4月,云南各地200多名代课老师投稿。“据我们了解,本来还有更多代课老师想投稿,但由于没有自信心而不敢写。许多代课老师反映,没想到还有机构关注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畅述心中的感情。”云南省青基会副秘书长杜华杰说。
在这些代课老师也许还算不上精彩的文字中,记者看到了山区代课老师的生存群像。
和王福平一样,很多代课教师虽然自己从来没走出过大山,却要经常回答孩子们关于外面的世界的问题。
巍山县紫金乡民建程兴文豪小学的代课老师杨蕾写道:“课间,孩子们经常围住我,问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孩子都有什么玩具,都玩什么游戏?外面的学校是什么样子?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外面的世界。他们憧憬着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当了23年老师却交不起孩子的学费 农村孩子崇拜他们的老师,可是他们不知道老师的痛。
因为工资低,许多代课老师生活困窘,有的甚至中午不吃饭。大关县天星镇安乐村茶山小学的张辉强说:“家里的瓦房倒了,要500多元的修补费,这笔昂贵的费用让我茫然了,我当时只有几十元的工资。”
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爱伲山乡六合完小的代课老师王玉明的文章《我的代课生涯》中,记者看到了她23年代课生涯的辛酸:
“1983年,20岁的我被双柏县招聘为该县爱伲山乡六合完小的代课老师,工资38元。多少年来,家里穷得叮当响,有上顿无下顿。有一年孩子过4岁生日,想吃碗速食面,可是我连2.5元一包的速食面都买不起,只哄着孩子买了一包0.5元的速食面。还有一次,两岁的女儿不肯睡觉,说想喝一点糖水,但我没有钱买糖,没有让她喝上糖水。”
“1990年,我的工资从38元涨到65元,那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但家里仍然很穷,孩子上小学,背的是旧书包穿的是旧衣服,有时连学费都无法交上。1993年,我的工资涨到99.5元,当我把钱拿到手时,高兴得差点掉下泪来。领了工资后,我给儿子买了一桶面,给女儿买了一包糖,还买了一斤肉。1995年,代课老师的工资增加到150元,这次我给孩子们添了新衣服,给丈夫买了包红塔山香烟,以感谢他对我的支持。”
“1997年教委通知我参加成人中专考试,考起后脱产学习两年,这是今后转正的必要条件。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的是我终于有了希望,坏的是孩子们读书要钱,我读书更要一大笔钱,怎么办?我无奈地放声大哭,孩子和丈夫也哭了起来。后来丈夫说,就是借贷也要让我们母子3人读书。两年的读书生活,我经历了比教书还多几倍的辛苦,家里负债累累。毕业后,我仍然做着只有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家贫如洗,债主不断上门要债。后来,儿子考取了云南艺术学院,学费每年8000元。天啊,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的收入一分不动也得几年才行。最后,儿子不得不放弃读大学,为了我的执著和理想,付出这样的代价。以后的日子,我一直在公婆的责怪、子女的抱怨和自己的内疚中度过。”
山里孩子求学的渴望和艰难是代课老师坚持执教的动力 透过代课老师写下的文字,记者看到了山里孩子读书的艰难,也明白了这些代课老师为什么能够在困顿中坚守职责。
元谋县姜驿小学的杞平付最怕雨季,因为“娃来上课,带伞的很少,光着脚,全身湿了,冷得发抖,只好在教室里生起火,一边上课一边烤衣服。”
和杞平付一样,元谋县贡茶村贡茶完小的白爱先对孩子们雨天上学的情景感触最深:“每当我看到那些山里孩子光着脚、披着破烂的塑料油布走在泥泞不堪的上学路上时,我的眼睛总会湿润。”
一次和学生的偶遇曾让鲁甸县茨院中心小学的代课老师臧庆凯深深震撼:“一个大雪封山的凌晨,我和朋友打着电筒走了十几公里的山路到跳墩河边看黑颈鹤。突然,我们看见两个小孩在一团光中走了过来。我诧异地发现这两个手里提着煤油灯的小孩就是迟到6次被我罚站5次的林希和林望两姐弟。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是我不了解他们上学的艰难。这两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来回走两趟,凌晨5时就要出发,走两个多小时的黑路。中午,只能吃一点从家里带来的冷洋芋或荞麦粑粑充饥。我的心一下子受到震撼,为他们求学的艰难而心寒,更为他们的坚韧而感动。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好沉、好重。”
只有一支手臂的代课老师王福平说:“当我一次次从仅有的300元中挤出一部分给困难的学生交学费,买纸笔时,我再没有看到世上有哪一种光芒,会比濒临辍学的孩子眼里重新燃起的希望之光更灿烂、更动人;当我每年从镇上领来一张张红红的中学录取通知书,一一发给挤在教室门口的孩子们时,山里涌动着的那种喜悦和热闹,像是过节。此时,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如此的醇香,像橄榄一样甘甜回味。”
在一些地方,代课老师被称为“两百块” 在这些代课教师中,王玉明已经被转为了公办教师。“那天,县教委通知我去体检,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差点晕倒。那一夜,我失眠了。从18岁到40岁,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说。
然而,更多的代课老师没有这样的幸运。无法转为公办教师困扰着许多代课老师。
“很多人看不起代课老师,在我们那里,"两百块"是对代课老师的"尊称"。与公办教师每月一千六七百元的工资相比,代课老师的工资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但是却干着一样的工作。”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娜允镇南雅完小的代课老师邱琼说。
日前,在征文比赛的颁奖典礼上,一些代课老师从包里拿出成绩单指给记者看,凡他们接手的班,学生学习成绩都比过去有所提高。
“我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成绩比公办老师的好,但是要转公办教师必须考试。和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有新知识、新理念的年轻老师竞争,我们根本考不过。”个旧市鸡街镇他秃小学的代课老师顾红说。
“我们这些有10多年20多年教龄的老师,靠自己努力取得了大专文凭和教师资格证,但是根据现在的规定,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转公办教师考试的年龄,我们连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通海县纳古镇中心小学代课老师禹亚华说。
农村教育仍然需要大量有爱心的本土教师 2006年,教育部宣布不再聘用代课老师而统一聘用公办教师。“但是,这个政策能实现吗?贫困地区的教育部门经费不足,根本无法负担公办教师的薪金。那些偏远山区的教学点,地处人烟稀少之地,不少受过正规师范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老师是不愿去任教的,代课老师仍然承当着教育的重任。”香港苗圃行动茶马古道筹委会主席杨坤说。
“制定代课教师政策,前提是必须了解代课教师生存状态、农村教师供求状况和农村代课教师成长发展的历史。现有的政策过多考虑教师质量标准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规范,较少考虑代课教师的生存、生活史和生命体验。由此导致自上而下的政策并不一定符合农村教育发展实际,对农村教师的人生信仰也是一种伤害。”曾做过大量田野调查的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雷万鹏教授说,“我认为对农村代课教师进行分流是一种可行选择。对那些年事已高、为农村教育服务多年的老代课教师,应补偿其劳动付出。根据当事人的工龄、学历等信息,中央和地方财政应拨专款给予补偿,让这些为农村教育服务终身的老教师老有所养、心有所寄。”
他说:“许多农村代课老师的素质并不高,但他们却培养出许多成功的学生。教师的能力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责任心和对教育的热爱。中国的农村教育仍然需要依赖大量热爱教育事业的本土教师。”
照片:甘肃省定西市岷县西江镇中心小学的代课老师包巧芬,在学校任教已经10年了,虽然获得过很多奖励,但还是无法转正,每月只有187元的工资。本报记者周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