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煤乡转型阵痛：关闭煤矿数千矿工失业(图)

9月3日，金鸡台村发生四人盗矿窒息死亡事故。事发后，村口站着几名矿山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本报记者 周民 摄

大安山瞧煤涧村一处废弃的煤仓，如今成为羊群的出没地。本报记者 刘薇 摄

　　北京煤乡的转型阵痛：关闭煤矿后数千矿工失业

　　金鸡台村突然“成名”了。

　　8月18日，房山区史家营乡金鸡台村一非法采煤点发生塌冒事故，矿工孟宪臣、孟宪有两兄弟被困130余小时后自救生还。

　　9月3日，又是在金鸡台村，4名非法盗采煤矿者在井下窒息死亡。

　　接连的事故，让史家营乡作出这样的决定———关闭所有煤矿，并从9月12日开始专项打击私挖盗采。

　　政府劝离外来人员

　　这一天，金鸡台村突然变成一座“空城”。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上，很难再见到外地矿工。

　　9月12日，在金鸡台村口召开了史家营乡打击私挖盗采活动启动大会。四名房山区史家营乡政府的领导向上百名临时召集来的工作人员、民警宣讲此次打击活动的原因、内容及目标。劝离所有外来人员是此次整顿的目标之一。

　　“你们是……”一名抱着一沓材料的年轻工作人员迎过来。

　　“记者。”

　　“给你们材料……”

　　“不要给！你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一名领导阻止道。

　　工作人员连忙尴尬地退回去。

　　之后，在史家营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王永民告诉记者，媒体对接连的几次矿难，特别是两名矿工被埋130小时后自救生还的报道，让史家营乡政府特别被动。“不是我们不救，我们是尽了全力。如果为了救里面的人，再造成二次事故，谁来承担责任？”

　　近一个多月，煤矿连续出事，让史家营乡政府对媒体特别警惕。

　　9月12日这天，王永民忙了整整一天。上午开完动员会，王永民带着工作人员，开车绕着金鸡台村发放宣传单，统计外地农民工的数量和籍贯，并劝说他们离开。

　　忙到中午，王永民又回到乡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吃午饭、休息。领导、工作人员离开后，他又开始到村里继续清查工作。“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女朋友在良乡，也是两地分居。”在被繁重工作追着走的状态下，王永民显得很疲惫。

　　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9月12日上午，大批民工踏上返乡之路。也就在这一天，金鸡台村突然变成一座“空城”。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上，很难再见到外地矿工。在村委会旁边开饭馆的董老板没有开张，而是拉着老婆在街上散步，到小卖部找东北老乡聊天。

　　而在此前一天，几十名等着拿工钱的矿工，还守在董老板的小饭馆里，吃饭，打麻将，打发着下午漫长的时光。

　　一名消息灵通的矿工对工友们说：“听说明天就有人牵着警犬来山上清外地人了。”

　　数千矿工失业

　　“金鸡台有五六千外地人，这两天大多数人都走了。”王守利说，金鸡台这个地方，除了挖煤，没有更好的赚钱途径。

　　9月11日，整顿煤矿前一天。记者在金鸡台村遇到矿工王守利。

　　和很多矿工一样，王守利原来在北京城里干苦力活，听说挖煤挣钱后，于2002年来到大安山干矿工，在这里“一天能挣一二百块钱”。

　　来自河北承德的王守利和一名同乡租住在董老板小饭馆附近的民房里。“一个月600元钱，俩人住，比住在北京城里的房子还贵。”煤矿关闭后，失业的王守利每天在街上游荡。

　　2005年，大安山乡的煤矿绝大多数关闭，王守利和同乡转到金鸡台村继续挖煤。“人家都知道，来这地方就是挖煤挣钱。除了挖煤，什么也干不了。”家里有着两个孩子的王守利，承担着一家老小的吃喝和孩子们的学费。

　　“如果家里有个十万八万的，就不会来这里干这活。”王守利和同乡坐在小饭馆里，跟老板娘家刚上小学的小孩下象棋。

　　这一天，是王守利留在金鸡台村的最后一天。9月12日之后，他可能失业很长一段时间。

　　下煤矿、打牌、在小饭馆里玩乐，曾经是王守利全天的生活内容。

　　“每次下煤矿，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下煤矿这些年，王守利不时会听到工友出事的消息。在他眼里，这就是命，轮到自己头上也没办法。

　　这次煤矿全部关闭，很多矿工和王守利一样面临着失业和迁移。“金鸡台有五六千外地人，这两天大多数人都走了。”王守利说，金鸡台这个地方，除了挖煤，没有更好的赚钱途径，“这儿就是煤矿多，不采煤能干啥？”

　　9月12日，在乡政府清查的这一天，小饭馆里没有再看到王守利，他和工友们赊董老板饭馆的账，仍没有还。

　　在当地已多日无事可做的王守利，最终选择了离开。

　　部分矿工仍等待复工

　　史家营乡政府工作人员统计的一组数字显示，仍有数百名民工守候在金鸡台村。

　　与王守利不同，炮工王庆生(化名)没有离开金鸡台村，这是他第二次因为煤矿关闭失业。2005年，大安山周边煤矿全部关闭之后，他来到金鸡台村。

　　和王庆生一样，在金鸡台守候，想等“打击私挖盗采”活动过去后，再继续挖煤的矿工不在少数。9月12日下午，王庆生坐在山腰的拐角处，和同乡闲聊着，他们对煤矿恢复开采仍抱有希望。

　　“等等吧！等到十一过完，如果煤矿还不能开，就到别的地方去干。”

　　9月12日清查这天，史家营乡政府工作人员统计的一组数字显示，仍有数百名民工守候在金鸡台村。“这些人中大多是包工头，煤矿一开工，工头一喊工人们就又回来了。”王庆生说，“在村里开煤矿的，大多是外地人，跟村委会关系很近。”

　　清查外地人时，金鸡台村委会内气氛紧张，相关工作人员都拒绝采访，并坚称村主任和村支书不在。对关闭煤矿这件事，没有人愿意谈。“什么采访，滚出去！”一名工作人员吼着。

　　其中一名老者说：“这地方日本兵来时就开始挖煤，不让挖煤能干什么？”在金鸡台装修豪华的村委会办公楼里，工作人员将一份金鸡台村每年给村民的福利和分红的政绩报告递给史家营乡的工作人员。

　　报告中的内容试图说明，煤矿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命脉，关矿后，一些福利将减少甚至没有。而接连被煤矿事故影响的史家营乡，此次坚决地关停全部煤矿，并成立巡查队日夜巡查，打击私挖盗采。

　　9月12日，在史家营乡打击私挖盗采启动会上，史家营乡一名乡长在表达关停煤矿、打击盗采的决心时说，“尽管奥运会在房山区没有比赛场馆，但是，我们也要为北京的空气做出贡献。”

　　事实上，关停煤矿和打击私挖盗采，对煤炭产业占经济总量98%的金鸡台村来说，只是个开始，将来还要面对“不挖煤还能做什么”的抉择。在这个问题上，与金鸡台村一山之隔的大安山乡于2005年关停绝大多数煤矿，大安山的转型之路正在探索中。

　　煤矿关停了，那些靠煤炭生存的煤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房山，比史家营乡更早承受这种打击的是大安山乡。2005年8月，大安山乡关闭了所有乡村及个体小煤矿。这个京西著名的煤乡，两年来一直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无论是大安山还是史家营，作为资源型乡镇，被开掘多年后，生态已经遭到破坏。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支柱产业显然并非易事，这些煤乡或许要经历很长的转型阵痛期。

　　曾经的黄金时代

　　“鼎盛时期，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人上煤矿，家家都有大车拉煤。那时候，小煤矿的收入相当可观。”

　　“关停煤矿，对大安山的打击是致命的。”大安山乡宣传部部长王永强说，这个典型的资源型乡镇，所有一切都靠煤炭。煤炭拉动了很多相关产业，比如饮食业、运输业等。

　　多年来，因为煤炭业兴旺，大安山曾有过一段黄金时代。56岁的张克好是大安山瞧煤涧村人，是一名老矿工。在他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前，挖煤只是个副业，大部分村民家里都种田。那时候，山上的溪沟里都有水，家家种玉米、谷子。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安山开始允许私人承包煤矿，小煤矿多了起来。1997年，据不完全统计，大安山私人开的小煤矿多达67个。

　　煤炭的价格也一路攀升。最初1吨19.5元，上世纪9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为1吨60元，2000年后，煤炭价格开始暴涨，每吨两百多元。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大安山的煤矿数量急剧增多。至2004年，各类煤矿的数量达到了100多个。

　　煤炭就这样成为了资源型乡镇大安山的支柱产业。越来越多的人放下手里的农活，开始挖煤或者从事与煤炭相关的产业。“往山上走，哪里有工棚，哪里就是小煤矿。”多年后张克好回忆说，“鼎盛时期，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人上煤矿，家家都有大车拉煤。那时候，小煤矿的收入相当可观。”

　　1993年，42岁的张克好放弃了在大安山国矿的工作，考了驾照，开起大车，给矿上盘煤。当地人称他开的大车为“怪物车”。张克好解释说，“怪物车”是用报废了的车改装的，不到1万块钱就能买1辆。“开大车，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比在国矿上班强多了。”

　　煤矿的兴旺带动了运输业和很多相关产业。大安山永红煤矿原副矿长张春民举例说，开在煤矿边上的小饭馆生意相当火，那是矿工的食堂。矿区的一个小加油站，一天就能销出3吨柴油。通过矿区的路边，修车换轮胎的摊点随处可见。四川、内蒙古、河南……来自国内各地的务工者来到大安山“淘金”。

　　王永强说，根据大安山乡政府的统计，在采煤业最辉煌的2004年，煤矿和由其衍生的运输、餐饮等二三产业的产值，占到大安山经济总量的94.8%。“大安山几乎就没有农业，全靠煤矿撑着。”